林栖搬到这个小区的那天，是三月十七号。她记得这个日子，因为那天是她二十五岁生日。
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人在零点给她发消息说生日快乐。她自己拖着两个行李箱，
从地铁站出来，走了二十分钟，才找到这个藏在城中村深处的小区。小区很旧，
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单元门上贴满了小广告。开锁、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
花花绿绿的，撕都撕不干净。她租的是七楼，顶楼，没电梯。房东带她上去的时候，
爬得气喘吁吁，一边爬一边说：“小姑娘怎么一个人租这么高的？没有电梯不方便啊。
”她说：“便宜。”房东笑了笑，没再说话。七楼到了，房东掏出钥匙，
打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屋子很小，目测不到四十平。一室一厅，客厅和卧室连在一起，
厨房是阳台改的，卫生间转身都费劲。但收拾得还算干净，墙面新刷过，地板也擦得发亮。
“上一户刚搬走，我专门找人打扫过。”房东说，“你看看，满意的话今天就签合同。
”她走进屋里，站在窗户前往外看。楼下是一片低矮的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楼挤在一起，
楼顶晒着五颜六色的被单和衣服。再远一点，能看到这个城市最繁华的那条街，高楼大厦，
霓虹闪烁。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说：“租。”房东拿出合同，她签了字，
付了三个月房租加一个月押金，一共八千四。房东走后，她打开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
东西不多，衣服、书、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物件。她把衣服挂进衣柜，
把书码在床头，把电脑放在那张小小的书桌上。收拾完了，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窗外传来楼下菜市场的喧嚣声，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在骂孩子，
有电动车在按喇叭。很吵，但奇怪地让人觉得安心。她站起来，
去阳台看了看那个所谓的厨房。一个单灶的煤气灶，一个水槽，上面搭着一块木板当操作台。
灶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关煤气。大概是上一户留下的。
她看着那张纸条，忽然笑了。她找了支笔，在下面添了一行字：记得吃饭。
然后她去楼下菜市场买了一包挂面、几个鸡蛋、一把青菜。回来煮了一碗面，
卧了一个荷包蛋，坐在那张折叠小桌边，慢慢吃完。吃完面，她看了看手机。八点二十三分。
没有新消息。她把碗洗了，洗了个澡，躺到床上。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
高架桥上的车流像一条流动的光带。她闭上眼睛，对自己说：林栖，二十五岁生日快乐。
然后她睡着了。林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公司在市中心，甲级写字楼，三十七层。
每天早上要挤一个小时地铁，换乘两次，才能从那个城中村深处的老旧小区，
抵达那个光鲜亮丽的办公室。她的工位在靠窗的位置，
转头就能看到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天际线。但她很少转头。她只是低着头，对着电脑屏幕，
写那些永远写不完的文案。“林栖，这个方案客户不满意，你再改一下。”“林栖，
这个标题不够吸引人，你换个思路。”“林栖，今晚可能要加班，甲方那边催得急。
”她总是说：“好。”然后继续改，继续写，继续加班。有时候加完班，已经深夜十一点。
地铁还有最后一班，她赶着那个点冲进站台，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找个角落坐下，靠着窗户，
看着外面漆黑一片的隧道发呆。回到家，十二点多了。她轻手轻脚上楼，怕吵到邻居。开门，
开灯，换鞋，洗澡，躺到床上。第二天早上七点，闹钟又响了。周而复始。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她会给自己煮一碗面，卧两个荷包蛋。
然后把大部分钱转给老家的那个账号，备注写：给妈的生活费。剩下的钱，交房租，
还信用卡，所剩无几。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没攒下一分钱。
但她觉得还好。至少能活下去。林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会站在窗户前抽一根烟。
她平时不抽烟，只有晚上，只有睡前，只有站在那扇窗前的时候。窗外能看到对面那栋楼。
那栋楼比她的矮两层，六楼，有一户人家，每天晚上这个时候都会亮着暖黄色的灯。
那户人家住着一家三口。一对年轻夫妻，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她每天都能看到同样的场景：妈妈在厨房做饭，爸爸在客厅陪小女孩玩，
小女孩咯咯笑的声音隔着窗户都能隐约听见。然后一家三口坐在那张小方桌边吃饭，
说说笑笑。吃完饭，爸爸洗碗，妈妈给小女孩洗澡，然后一家三口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有时候看到的是动画片，有时候是新闻联播，有时候是一部不知名的电视剧。看到九点多，
妈妈会抱着小女孩进卧室，爸爸关掉电视，关掉客厅的灯，暖黄色的光变成卧室的暖黄色。
然后，那扇窗户的灯，也灭了。林栖每天看着这一幕，一根烟抽完，就转身回去睡觉。
有一天，那户人家窗户上的窗帘，从普通的布帘，换成了带卡通图案的。她猜，
是小女孩选的。有一天，那户人家的爸爸，好像瘦了一点。她猜，是最近在减肥。有一天，
那户人家的小女孩，忽然在窗户边对着她挥手。她愣了一下，下意识也挥了挥手。
小女孩笑得更开心了，然后被妈妈抱走。林栖站在窗前，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
至少有人看见她了。林栖在公司有个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叫周敏。周敏比她大三岁，已婚，
有个两岁的儿子，天天在朋友圈晒娃。她对林栖挺好的，有时候加班晚了，
会给她带一份夜宵，说“别老吃泡面”。有一次，周敏问她：“林栖，你怎么不找个对象？
”她笑了笑，说：“没遇到合适的。”周敏说：“你都二十五了，该考虑了。
我介绍几个给你？”她说：“不用了，随缘吧。”周敏叹了口气，没再坚持。
其实不是不想找。是不知道怎么找。每天两点一线，公司和家，家和公司，周末难得休息，
只想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社交软件也下过，聊过几个人，见了几个面，最后都不了了之。
有一个聊得还不错的，见了三次面，第四次的时候，对方问她：你住哪儿？
她说：城中村那边。对方的表情微妙地变了一下，后来就没再联系了。她知道为什么。
城中村，意味着没钱。没钱，意味着没未来。没未来，还谈什么恋爱。她也没觉得难过。
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年高考多考二十分，如果大学选了那个更好的专业，
如果刚毕业那会儿没选错方向，现在会不会不一样。但也就是想想。想完了，继续上班，
继续写文案，继续加班。日子总得过。林栖在小区里住了两年，几乎不认识任何邻居。
七楼一共四户。对门住着一对老夫妻，六十多岁，男的姓王，女的姓李，
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出门遛弯，晚上八点准时关灯睡觉。她见过他们几次，点头打个招呼，
从来没说过话。隔壁住着一个年轻男人，戴眼镜，看起来很斯文，早出晚归，
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有时候深夜会听到他房间传来键盘敲击声，噼里啪啦的，
一直到凌晨才停。另一户常年没人，门上贴着催缴物业费的纸条，贴了撕，撕了又贴。
她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她。偶尔在楼道里遇见，最多点点头，然后各自低头走开。
有一天晚上，她加班回来，已经快十二点了。走到七楼的时候，
发现对门王大爷家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过去敲了敲门。没人应。她又敲了敲。门开了，是王大爷。他眼睛红红的，
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泪痕。“王大爷，怎么了？”她问。王大爷张了张嘴，没说话，
只是往屋里指了指。她探头看去，客厅里，李大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她吓了一跳，
赶紧冲进去。李大妈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像是晕过去了。“打120！快打120！
”她喊。王大爷像才反应过来，颤颤巍巍掏出手机，手抖得按不了键。她抢过手机，
拨了120，说了地址，又跑下楼去接救护车。等救护车来的时候，王大爷一直在哭，
说：“她心脏病，老毛病了，今天忘了吃药……”她扶着他，说：“没事的，没事的，
医生马上就来了。”救护车来了，医生护士把人抬上车，王大爷跟着去了医院。
她站在楼道里，看着救护车的灯光消失在夜色中，忽然觉得手有点抖。那天晚上，她没睡着。
站在窗前抽了好几根烟，一直抽到凌晨三点。对面那户人家的灯早就灭了。那一家三口，
应该睡得很香吧。她不知道王大爷和李大妈怎么样了。第二天她请了假，去了趟医院。
李大妈还在ICU，没醒。王大爷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夜没睡，憔悴得像老了十岁。
她给他买了份早饭，他摆摆手，说吃不下。她坐在他旁边，陪他坐了一上午。中午的时候，
ICU的门开了，医生说病人脱离危险了，转到普通病房。王大爷扑通一下跪下来，
给医生磕头。她站在旁边，看着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忽然眼眶有点热。那天之后，
王大爷和李大妈把她当成了自己人。逢年过节，会叫她过去吃饭。包的饺子，炖的肉，
做的红烧鱼，都会给她留一份。她说不用，王大爷说：“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就当自己家。
”她就不推了。有时候下班早，会去陪他们说说话。听王大爷讲年轻时候的事，
听李大妈讲她儿子小时候的事。他们的儿子在深圳工作，一年回来一次，
平时就老两口互相照应。“小林啊，”李大妈拉着她的手说，“以后有啥事就说话，
别一个人扛着。”她点点头。“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李大妈又说，
“吃饭要按时，别总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她又点点头。那天晚上回家，
她站在窗前抽了根烟。对面那户人家的灯还亮着，小女孩正在客厅里跑来跑去，
妈妈在后面追着喂饭。她看着看着，忽然笑了。好像也没那么孤独。
林栖在这个城市住的第七年，出了一件事。那天是周五，她下班回来，天已经黑了。
走到小区门口，发现围了一堆人，还有警车停在楼下。她挤过去，问旁边的大妈：“怎么了？
”大妈说：“七楼出事了，有人跳楼了。”她脑子里嗡的一声。七楼。她住七楼。
她拼命往楼上跑，跑到七楼，发现自己的门开着，里面站满了警察。“你是谁？
”一个警察拦住她。“我……我住这儿。”警察看了她一眼，让开一条路。她走进去，
愣住了。阳台上，一个人影，挂在晾衣架上。那个人穿着灰色的睡衣，头发散落，脸朝下，
看不清是谁。但她认出了那件睡衣。是隔壁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每天早出晚归，
敲键盘敲到深夜。她偶尔在楼道里遇见，点头打个招呼，从来没说过话。他死了。
法医说是自杀，用晾衣绳上吊的。林栖站在阳台上，看着那个挂在晾衣架上的人，腿发软，
浑身发抖。警察问她话，她听不清，只会点头。后来尸体被抬走了，警察也走了，
楼道里恢复安静。她关上门，靠着门坐在地上，坐了一夜。那一夜她没敢去阳台，
也没敢开灯，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到天亮。天亮后，她给公司请了假，
给王大爷和李大妈发了条消息，说有点事，这几天不在家。然后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发呆。隔壁那个人，她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为什么死。
但她知道那种孤独。那种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没有人可以说话的孤独。
那种每天挤地铁上班下班，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对着手机发呆的孤独。
那种想找个人说说话，翻遍通讯录却不知道打给谁的孤独。她懂。她太懂了。
那个年轻人死后，七楼又搬来一个新邻居。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刚毕业，
在附近一家公司做行政。搬来那天，她妈妈跟着一起来的，帮她收拾屋子，铺床单，挂窗帘，
念叨着“水电煤气要记得关”“晚上睡觉锁好门”“有事给妈打电话”。女孩听着，
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林栖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七年前，
自己搬来的那天。没有人送她。没有人在她耳边念叨那些话。她一个人，拖着两个行李箱，
爬上七楼。林栖走过去，跟那个女孩打了个招呼。“你好，我住隔壁，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敲门。”女孩看了她一眼，点点头，说“好”。
她妈妈在旁边说：“哎呀谢谢你啊，我们家小月刚毕业，一个人在外面，你多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