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口稚子 · 饿殍遍野（001）------------------------------------------。，母亲抱着我坐在灶台前，灶膛里烧的是玉米秸秆，噼啪作响，火光映在她脸上。她哼着一支我听不懂的曲子，眼睛却盯着门外的大雪出神。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支曲子是她娘家陪嫁时带来的，而我父亲那时正在外头借粮。，河南大旱的第二年。，全村的房子都是土坯砌的，屋顶苫的是麦草。村子依着一道土梁子，梁下是一条干涸的河沟，沟底裂得能伸进拳头。村前村后原本有些薄田，种的是麦子和玉米，赶上好年景，一家几口还能混个半饱。，天就没下过透雨。，地里的苗还没长到膝盖就枯了。第二年还是旱，连井水都见了底。村东头那口老井，平日里打水得用三丈的绳子，那年夏天，五丈的绳子下去也够不着水。，那两年村里死了不少人。老的、小的、病的、弱的，抬出去埋在土梁子上，连棺材都没有，一卷破席子就入了土。。，四岁时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到脱水，没有药，没有大夫，第三天早上就不行了。母亲哭了三天三夜，哭得眼睛差点瞎了。我后头有个妹妹，生下来就瘦得像只猫，没出满月也走了。。但我记得，每到清明和腊月二十三，她都会偷偷在灶台边烧几张黄纸，嘴里念叨着什么，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淌。，庄稼活样样在行，可再好的把式也斗不过老天。旱了两年，家里的粮缸早就见了底，连老鼠都不来了。父亲先是吃树皮，把村后那片榆树的皮剥得精光，露出白花花的树干。后来树皮吃完了，就吃观音土。，但拉不出来。，吃了观音土，肚子胀得像个鼓，趴在地上嗷嗷叫，最后活活憋死了。，春荒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决定出门讨饭。，天还没亮，母亲把家里最后半碗玉米面蒸了两个窝头，塞在父亲怀里。父亲蹲在门口，看着我和母亲，一句话也没说。母亲站在门槛里头，也不说话。灶台上的油灯忽明忽暗，照得满屋子都是影子。
我那时候四岁，不懂什么叫离别，只觉得气氛不对，就使劲抱着父亲的腿哭。
父亲摸了摸我的头，手粗得像树皮，刮得我头皮生疼。
“爹去给你们找吃的。”他说。
然后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才知道，父亲出了村子往东走，打算去洛阳碰碰运气。走到半路上，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倒在路边。有人看见他时，他已经咽了气，怀里还揣着那两个窝头，一个都没舍得吃。
好心人把他埋在路边的荒地里，连个记号都没留。
母亲听到消息时，正在院子里喂鸡——说是鸡，其实就是一只瘦得皮包骨的老母鸡，全村就剩这么一只了。她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蹲下去，把怀里的玉米粒放在地上，再然后就开始哭。
那哭声不大，但很沉，像是什么东西从心底里被连根拔起来。
我没有哭。不是因为我不难过，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哭。
那年我才四岁半。
父亲死后，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她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一口铁锅、一面铜镜——那是她的嫁妆，据说是她姥姥传下来的。收破烂的货郎只给了十二个铜板，母亲接过铜板的时候，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十二个铜板买了二十斤红薯干，娘俩吃了不到一个月。
红薯干吃完了，母亲就开始吃野菜。春天的荠菜、灰灰菜、马齿苋，夏天的榆树叶、槐树叶、柳树芽，秋天的野萝卜、苦菜、刺儿菜。凡是绿的、能嚼得动的，都往嘴里塞。
有些东西有毒，吃了脸肿，肚子疼，拉稀拉到腿软。
母亲有一次吃了不知名的野草，半夜里上吐下泻，脸都绿了。她把我搂在怀里，跟我说：“娃儿，要是妈也不行了，你就往东走，去洛阳，那边有教堂，会收留你的。”
我使劲摇头，说妈你不会死的。
母亲没死，但瘦得不成人形。她原本是个壮实的农村妇女，能扛着百十斤的担子走十里山路。到那年秋天，她已经轻得像一片纸，风吹一下都晃悠。
民国七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十月里就下了第一场雪，北风刮得像刀子似的，从墙缝里钻进来，灌得满屋子都是寒气。家里的炕早就没烧了，连秸秆都烧完了。母亲和我裹着一条破被子，缩在墙角，听着外头北风呜呜地叫。
母亲开始浮肿。
先是脚，然后是腿，再然后是脸。按一下，就是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村里的老人说，这是饿出来的，没救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那天晚上，母亲突然精神好了起来，脸上甚至有了些血色。她坐起来，把被子盖在我身上，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小块红糖，拇指大小。
“娃儿，今天过小年，妈给你泡碗糖水。”
她把红糖放在碗里，倒上开水，用筷子搅了搅。那碗水是琥珀色的，冒着热气，甜丝丝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甜得我直眯眼。
母亲看着我喝，嘴角挂着笑，眼睛却亮晶晶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打转。
“妈，你也喝。”
“妈不喝，妈不爱喝甜的。”
我那时候太小，信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已经凉了。
她没有躺在炕上，而是靠着墙坐着，怀里抱着父亲的旧衣裳，眼睛半闭着，像是睡着了。脸上的浮肿消了一些，看起来比平时还安详。
我不知道什么是死。
我推了推她的胳膊，说妈我饿了。她没动。我又推了一下，她还是没动。然后我就哭起来了，不是因为知道她死了，而是因为她的样子让我害怕。
哭声惊动了邻居张婶。张婶过来一看，叹了口气，把我抱起来，说：“娃儿，你妈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张婶没回答，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
母亲被埋在土梁子上，挨着哥哥的坟。没有棺材，连席子都没有，张婶从自家拿来一床旧被单，把母亲裹了，草草地埋了。
全村人凑了凑，凑了三个窝头、两把红薯干，算是给我的口粮。
张婶把我领回家，给她家男人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她家有五个孩子，自己也吃不饱，实在养不起我。
我成了孤儿。
那年我五岁。
我那时候四岁，不懂什么叫离别，只觉得气氛不对，就使劲抱着父亲的腿哭。
父亲摸了摸我的头，手粗得像树皮，刮得我头皮生疼。
“爹去给你们找吃的。”他说。
然后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才知道，父亲出了村子往东走，打算去洛阳碰碰运气。走到半路上，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倒在路边。有人看见他时，他已经咽了气，怀里还揣着那两个窝头，一个都没舍得吃。
好心人把他埋在路边的荒地里，连个记号都没留。
母亲听到消息时，正在院子里喂鸡——说是鸡，其实就是一只瘦得皮包骨的老母鸡，全村就剩这么一只了。她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蹲下去，把怀里的玉米粒放在地上，再然后就开始哭。
那哭声不大，但很沉，像是什么东西从心底里被连根拔起来。
我没有哭。不是因为我不难过，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哭。
那年我才四岁半。
父亲死后，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她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一口铁锅、一面铜镜——那是她的嫁妆，据说是她姥姥传下来的。收破烂的货郎只给了十二个铜板，母亲接过铜板的时候，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十二个铜板买了二十斤红薯干，娘俩吃了不到一个月。
红薯干吃完了，母亲就开始吃野菜。春天的荠菜、灰灰菜、马齿苋，夏天的榆树叶、槐树叶、柳树芽，秋天的野萝卜、苦菜、刺儿菜。凡是绿的、能嚼得动的，都往嘴里塞。
有些东西有毒，吃了脸肿，肚子疼，拉稀拉到腿软。
母亲有一次吃了不知名的野草，半夜里上吐下泻，脸都绿了。她把我搂在怀里，跟我说：“娃儿，要是妈也不行了，你就往东走，去洛阳，那边有教堂，会收留你的。”
我使劲摇头，说妈你不会死的。
母亲没死，但瘦得不成人形。她原本是个壮实的农村妇女，能扛着百十斤的担子走十里山路。到那年秋天，她已经轻得像一片纸，风吹一下都晃悠。
民国七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十月里就下了第一场雪，北风刮得像刀子似的，从墙缝里钻进来，灌得满屋子都是寒气。家里的炕早就没烧了，连秸秆都烧完了。母亲和我裹着一条破被子，缩在墙角，听着外头北风呜呜地叫。
母亲开始浮肿。
先是脚，然后是腿，再然后是脸。按一下，就是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村里的老人说，这是饿出来的，没救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那天晚上，母亲突然精神好了起来，脸上甚至有了些血色。她坐起来，把被子盖在我身上，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小块红糖，拇指大小。
“娃儿，今天过小年，妈给你泡碗糖水。”
她把红糖放在碗里，倒上开水，用筷子搅了搅。那碗水是琥珀色的，冒着热气，甜丝丝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甜得我直眯眼。
母亲看着我喝，嘴角挂着笑，眼睛却亮晶晶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打转。
“妈，你也喝。”
“妈不喝，妈不爱喝甜的。”
我那时候太小，信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已经凉了。
她没有躺在炕上，而是靠着墙坐着，怀里抱着父亲的旧衣裳，眼睛半闭着，像是睡着了。脸上的浮肿消了一些，看起来比平时还安详。
我不知道什么是死。
我推了推她的胳膊，说妈我饿了。她没动。我又推了一下，她还是没动。然后我就哭起来了，不是因为知道她死了，而是因为她的样子让我害怕。
哭声惊动了邻居张婶。张婶过来一看，叹了口气，把我抱起来，说：“娃儿，你妈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张婶没回答，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
母亲被埋在土梁子上，挨着哥哥的坟。没有棺材，连席子都没有，张婶从自家拿来一床旧被单，把母亲裹了，草草地埋了。
全村人凑了凑，凑了三个窝头、两把红薯干，算是给我的口粮。
张婶把我领回家，给她家男人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她家有五个孩子，自己也吃不饱，实在养不起我。
我成了孤儿。
那年我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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