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通常正坐在红星路二段某栋老居民楼底层的茶馆里，面前摆着一杯三花茶，
茶叶在玻璃杯中沉沉浮浮，像一个疲惫的舞者。这家茶馆开了二十年，
老板老周从四十岁守到六十岁，头发从乌黑守到花白，茶钱从一块五涨到十五块。
但茶的味道没变，竹椅子的吱呀声没变，连墙角那块“请勿高声喧哗”的褪色牌子都没变。
老周的茶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观察这个城市的窗口。成都的变化，我是亲眼看着的。
从“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成“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
从“休闲之都”变成“抢人大战主战场”。2017年“人才十二条”出台那会儿，
满大街都是“蓉漂”二字，地铁站的广告牌上，年轻的面孔笑得像刚领了彩票头奖。
到了2024年，人才分类认定办法一版接一版地出，B类人才、C类人才、D类人才，
像超市里的鸡蛋一样被贴上不同等级的标签。再到2025年，成都又推出了“人才十条”，
说是不唯学历头衔、突出实绩贡献。口号很好听。“少不入川”变成了“少必入川”。
官方数据显示，仅2024年，就有超过51万年轻人到成都创新创业。五十一万。
这个数字从报纸上看没什么感觉，但当这五十一万人真的涌进三环以内，挤上地铁一号线，
住进你隔壁的出租屋，你就知道什么叫“人口红利”——红得发烫，红得让人喘不过气。
老周的茶馆，从三年前开始，客人结构就变了。以前来的都是老邻居，
麻将声、龙门阵、盖碗茶的碰撞声，从下午响到晚上。现在来的是年轻人，背着电脑包，
戴着耳机，点一杯茶坐半天，对着屏幕敲敲打打。他们不摆龙门阵，不打麻将，
甚至连茶都不怎么喝——老周说，这些娃娃更喜欢点奶茶外卖，让外卖小哥送到茶馆门口。
“你看那个，”老周用下巴朝角落指了指，“来了三个月了，天天坐那个位置，
从不跟人说话。上个月突然不见了，我问旁边那个才知道，被公司裁了，回老家了。
”角落的竹椅上，现在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孩，正对着手机发呆。我没说话。
我在想另一个问题：这五十一万人里，有多少是真正的人才，
有多少只是被“人才”两个字包装起来的普通人？或者说，当“人才”变成一个统计学概念，
当“引进”变成一场数字游戏，我们到底引进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是用了三年时间，通过认识的那些年轻人，才慢慢弄明白的。贰我认识小刘，
是在2023年的春天。那年成都的春天来得晚，三月份还冷飕飕的。我常去的那家面馆里，
小刘坐在我对面，面前放着一碗二两的牛肉面，他数了数碗里的牛肉，一共五块。
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说：“叔叔，你们成都的物价，比我们老家贵多了。”小刘是河南人，
1999年出生，2022年从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学的是“电子商务”。
他说这个专业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什么都学，什么都没学会。毕业后在郑州混了半年，
送过外卖，干过销售，最后听同学说成都是“新一线城市”里的“抢人冠军”，
本科生落户有补贴，工作机会多，房价比北上广温柔，于是拖着行李箱就来了。“我同学说，
成都的生活节奏慢，适合年轻人。”小刘吸溜着面条，“来了才发现，
节奏慢的是那些本地有房的老辈子，我们这种外地来的，节奏快得像在跑马拉松。
”他在城南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了工作，职位是“运营专员”，月薪四千五，不包吃住。
公司在天府三街，那一带是成都的“码农集中营”，高楼大厦密密麻麻，
像插在蛋糕上的蜡烛。小刘住在簇桥，那是三环外的一个城中村，房租便宜，一个月八百，
但通勤要一个半小时——地铁转公交，公交再转地铁，每天在路上耗费三小时。
“簇桥那边住的都是外地人，”小刘说，“河南的、安徽的、贵州的、甘肃的，哪儿都有。
早上七点出门，满大街都是背着包赶地铁的年轻人，晚上十点回来，满大街还是那些人。
我有时候想，这到底是在成都，还是在哪儿？
反正跟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成都完全不一样——没有茶馆，没有龙门阵，
没有晒太阳的老人，只有便利店和快递柜。”我问他：“那你觉得成都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他想了想，说：“是个……怎么说呢，是个打工的城市。
跟我们老家那些去广东打工的人一样，只不过把工厂换成了写字楼，把流水线换成了电脑。
”这话让我愣了半天。是啊，当一座城市涌进几十万年轻人，
当“休闲”成为需要被刻意保护的遗产，当茶馆里坐满了敲键盘的“数字游民”，
成都还是那个成都吗？或者说，我们这些老成都记忆中的那个城市，
是不是已经被这五十一万人稀释得只剩下一层糖水的外壳？小刘在那家公司干了八个月。
八个月里，他见过三批同事离职，见过部门领导换了四个，
见过公司从租一整层楼变成租半层楼。他自己没被裁，是因为工资低——这是他的原话，
“我这种便宜货，公司舍不得裁，裁了也赔不了多少钱。”但他最后还是走了。
不是因为被裁，是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个氛围。“我们部门有个主管，姓周，比我大两岁，
也是外地来的。这人没什么本事，但特别会来事。开会的时候，
领导说什么他都第一个鼓掌；领导发朋友圈，他永远是第一个点赞；领导生病，
他比人家亲儿子还跑得勤。关键是，他天天让我们加班，说年轻人要奋斗，不要老想着休息，
他自己呢？领导一走，他也走，走得比谁都快。”小刘说，有一次周五晚上九点，
周主管让大家留下来开会，说是要“复盘本周工作”。会开了两个小时，
其实就是周主管一个人在那儿讲，讲他当年多么多么努力，讲他现在多么多么不容易，
讲年轻人应该向他学习。会开完，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走，周主管又说：“明天周六，
大家辛苦一下，加个班，把下周的方案赶出来。”“我当时就火了，”小刘说，
“我问他有加班费吗？他说没有，但这是态度问题。我说态度问题我不干了，
把工牌往桌上一拍就走了。”“后来呢？”“后来？后来我就换了个工作。”小刘苦笑，
“换了个更坑的。现在的公司，老板是四川本地人，但手下全是外地来的。
老板天天说我们四川人懒，说要不是你们这些外地人来，成都发展不起来。
可我们干得比牛还累，拿得比狗还少，他倒好，天天泡茶馆打麻将，还嫌我们不够努力。
”我听着，不知该说什么。小刘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劣币驱逐良币”。
当职场被那些只会加班、只会内卷、只会拍马屁的人占领，
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想法、有底线的人，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淘汰，要么像小刘这样，
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永远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叁小周是小刘的前主管。我认识他，
是在小刘离开那家公司半年之后。说来也巧，那天我在春熙路附近的书店看书，
听到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语气很不耐烦。我抬头一看，是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
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正对着电话那头吼：“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方案不行就是不行，
你改一百遍还是不行！你不要跟我讲理由，我要的是结果！”挂掉电话，他长出一口气，
转身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不起啊叔叔，工作上的事儿，
脾气没控制住。”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他请我去旁边的咖啡馆坐坐，说想“跟长辈聊聊天，
换换脑子”。他姓周，四川某地级市人，1998年出生，大专毕业。
他不是通过人才引进来的成都，是自己来的，因为“成都是四川的省会，不来成都去哪儿呢？
”小周的经历，比小刘要“成功”得多。他在那家互联网公司干了两年，
从基层员工干到主管，手下管着七八号人。我问他怎么升得这么快，他笑了笑，说：“叔叔，
你听过一句话没有？‘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拍的’。”他说，
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但他懂一件事：要让领导看见自己。每天最早到公司，
最晚离开，领导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点赞评论，领导说的每一句话都认真记下来，
领导交代的每一件事都拼命完成——完不成也要表现出“拼命”的样子。慢慢地，
领导开始注意他了，开始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了，开始在各种场合表扬他了。
“其实我能力一般，”小周很坦诚，“我们部门有好几个比我强的，
有一个还是985毕业的，写代码写得特别好。但有什么用呢？他不说话，不表现，
领导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厉害。有一次领导问他项目进度，他直接说‘还在做’，
领导当时没说什么，后来跟我说，这人态度有问题，不够积极。”那个985毕业的员工，
干了半年就离职了。小周接替了他的位置，工资涨了两千块。“他走的时候跟我说，
这个公司不值得。”小周说，“我当时还觉得他矫情，现在想想，可能他才是对的。
”“为什么？”小周沉默了一会儿，说：“叔叔，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在干什么吗？
不是在干活，是在演戏。演给领导看，演给下属看，演给自己看。我要让领导觉得我很努力，
要让下属觉得我很厉害，要让自己觉得……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但你知道真相是什么吗？真相是，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懂技术，不懂产品，不懂市场，
我唯一懂的就是怎么让领导高兴。可这有什么用呢？公司要是真出问题了，我第一个完蛋。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啊。”我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突然有点同情他。他不是坏人，也不是蠢人。
他只是太早学会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太早懂得了“向上管理”的重要性，
太早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人才”。可他不知道的是，
当他拼命往身上贴那些“人才”的标签时，真正的自己正在被一点点消耗掉。几个月后，
我听说小周被开除了。原因很讽刺：公司裁员，他手下的人裁了一大半，唯独他留了下来。
但留下来的结果是，他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工资却没涨。他扛不住，天天跟领导抱怨，
领导烦了，找了个理由把他开了。走的时候，公司连赔偿都没给全。他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被告知需要提供证据，他拿不出来——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要保留什么证据，
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听话，就能一直安稳下去。肆老周的茶馆，去年关了一个月。
不是因为生意不好，是因为老周被人投诉了。投诉他的人是隔壁新搬来的租客，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某家科技公司上班。他投诉老周茶馆太吵，影响他休息。
但实际上，老周的茶馆晚上十点就关门，
而那个小伙子每天凌晨两点才下班——他不是被茶馆吵的，他是被工作吵的。
这件事让我想起另一个年轻人。她姓吴，1999年出生，四川某县人，师范大学毕业，
来成都当老师。但她不在公立学校，在一家培训机构，教小学生作文。
培训机构在城南一栋写字楼里，周围全是互联网公司，每天上下班跟那些程序员挤电梯。
小吴跟我说过一个现象：她们机构招老师，特别喜欢招外地来的，尤其是农村来的。
“为什么？”我问。“因为外地来的好管理。”她说，“本地老师，尤其是成都本地的，
不好忽悠。他们从小在这个城市长大，有房子住，有亲戚朋友，不怕没地方去。
外地来的不一样，尤其是农村来的，背井离乡，无依无靠，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生怕丢了，所以特别听话。”“怎么个听话法？”“加班不抱怨，减薪不反抗，
让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老板有句话：外地来的员工，性价比最高。因为他们要求低，抗压强，
能吃苦。”我听着，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小吴接着说：“叔叔，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很多公司招人，都有一条潜规则：不要本地人，或者尽量少要本地人。为什么？
因为本地人不好欺负啊。本地人有退路，实在不行就回家住，大不了不干了。外地人不一样，
外地人没有退路，只能咬着牙干。”“那你呢？你也是外地来的。”“我？”她笑了笑，
“我已经在考虑回老家了。在成都干了两年，一分钱没攒下，还落了一身病。
颈椎病、胃病、失眠，全齐了。上个月我妈打电话来，让我回去考公务员，
说老家虽然工资低，但至少能吃饱睡好。我认真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
”我问她：“那你觉得，像你这样来的这些年轻人，算是‘人才’吗？”她想了很久，
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人才。我只知道，我们这些人，就是被当成‘耗材’在用。用完就扔，
扔完再换一批。成都那么大，每年有几十万人来，不缺我们这几个。”这句话，
让我沉默了很久。“耗材”。多么精准的比喻。当一座城市把年轻人当成“耗材”，
当成可以无限替换的零件，当成统计数字里的一串代码，那些所谓的“人才引进政策”，
不就成了一场盛大的“耗材采购会”吗？伍2024年年底，
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华为成都公司因内部招聘舞弊问题，多位产品线负责人被开除。
新闻里说，有人在招聘过程中组织替考、泄露题目，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笔试可以代考，面试可以泄题，“内推”可以明码标价，
连“OD”外包派遣都能花钱买进去。有传言说，某个部门因此裁撤了上百人，
包括正式员工和外包员工，而且不给任何赔偿。评论区吵翻了天。有人说这是个别现象，
不能代表整个公司；有人说这是行业潜规则，华为只是被曝光的那个；还有人说，
这说明现在的招聘已经完全变味了，有关系的有钱的都能进，
真正有能力没背景的反倒被挡在门外。我看着这条新闻，想起了小刘、小周、小吴，
想起了那些我见过的、没见过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的是真才实学，
有的只是滥竽充数；有的是被时代裹挟的牺牲品，有的是主动投机的既得利益者。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这场“人才大战”中的棋子。真正让我触动的，
是新闻下面的另一条评论。评论者自称是成都某公司的HR，
他说：“你们以为只有华为这样吗？太天真了。现在成都稍微好一点的公司，
招聘都有‘门道’。有关系的内推，没关系的花钱，没钱没关系的就看命。
有些岗位明面上是招‘人才’，实际上早就内定了。我们公司去年招了一个‘B类人才’，
是某个领导的亲戚，大专学历，什么都不会，进来就拿高薪。而那些真正有本事的，
要么被刷下去，要么被压价，要么干脆不来成都了——人家去杭州，去苏州，
去那些真正尊重人才的地方。”这条评论下面，有人回复：“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劣币驱逐良币，蠢材上位，人才寒心。”我反复看了几遍这句话，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