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在外婆家的水塘边听见死人说话

1987年的夏天格外闷热，蝉鸣像一层厚膜裹着整个桐湾村。我坐在长途汽车的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水泥森林一点点褪成丘陵、稻田、低矮的土砖屋。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和柴油味，有个妇人抱着昏睡的娃娃，娃娃的后颈窝上贴着一块红布条，我外婆说过，那是辟邪用的。
接到母亲的电话是三天前，她在电话里哭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话：姆妈走了，你回来吧。
外婆七十三岁，属虎。按老规矩，七十三是个坎儿，跨过去就是活神仙，跨不过去就是鬼门关。外婆没跨过去。
我外公走得早，1960年那场大饥荒里饿死的，埋在村后山的自留地里，连块石碑都没有。外婆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最苦的时候挖过观音土，嚼过树皮。后来日子好了，儿女们都进了城，她却死活不肯离开村子，说是要给外公的魂儿守堆土。
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摇晃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停在一个灰扑扑的小镇车站。我下了车，扛着行李往渡口走。从渡口到外婆家还有八里山路，要翻过一座矮坡，绕过一片坟山，再穿过一片竹林才能到。从小到大，我走这条路走了十几趟，闭着眼睛都不会迷路。
但这一次，我走着走着，脊背一阵一阵地发凉。
竹林还是那片竹林，坟山还是那片坟山，路边的野草长到了膝盖高，蚂蚱被我的脚步惊起，扑棱棱地飞。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像是有双眼睛一直在背后盯着我。我不敢回头，外婆说过，小孩子的头顶上有一盏火，火灭了就要被鬼勾走。我那时候火还没长旺，所以不敢回头看。
等我翻过矮坡，看见外婆家的土砖屋时，天已经擦黑了。屋门口挂着白布，堂屋里点着长明灯，灯火在黄昏的风里摇晃，像一只随时要飞走的黄蛾子。
母亲站在门口等我，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往堂屋里拽，说：“快，快给你外婆磕头。”
外婆躺在堂屋正中的棺材里，脸上盖着一张黄纸，脚头点着一盏菜油灯，灯火幽幽地照着她的脸。黄纸被呼吸气流顶得一鼓一鼓的，我差点以为她还活着。
“大姐，你看着点，明明回来了。”母亲对外婆的尸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