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冲动犯罪------------------------------------------，然后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日光灯管上有只飞蛾，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扑进去的，干瘪地贴在那里。，然后重新坐直，把卷宗翻回去。。。。“本院认为”到“判决如下”，从证据罗列到量刑说理，每一段都用红笔做了标注。，这种颜色太像老师批改作业，有种居高临下的味道。。。，看了一眼生产日期，发现过期三天了。，喝了口凉掉的茶。，分不清是阴天还是雾霾。，脚步声在走廊里响几声就远了。，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里电流的声音。
今天是宣判后的第十天。
程龙胜低下头，又把目光落在那段文字上。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其实没有问题：
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五日下午六时许，被告人唐某因感情纠葛，携带一把刃长约十五厘米的水果刀，翻墙进入某大学校园，在行政楼前拦住被害人周静。
在遭到周静拒绝复合的明确表态后，被告人唐某连续捅刺周静颈部、胸部、腹部等部位共十一刀。
周静被在场师生制止后送医抢救，经鉴定为重伤二级。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唐某本人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当庭认罪。
程龙胜用指尖点着判决书上的一段话：
“被告人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鉴于被告人系犯罪未遂，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且系初犯，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五年六个月。
程龙胜把这段文字看了第五遍。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站了大概有五分钟，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一辆洒水车从楼下的马路上经过，放着那首所有人都听得耳朵起茧的曲子。
曲子被窗户隔住了，听不真切，只剩个调子从玻璃缝里挤进来。
他忽然想起来今天是星期二，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周一到周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从接手这个案子到现在，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办公室住了多少个晚上。
五年六个月。
他回到桌前，翻到判决书的量刑说理部分。
“未遂情节”
“坦白情节”
“认罪态度较好”。
这些当然都是法定量刑情节。
第二十三条规定得很清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得很清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但程龙胜想起一件事。
开庭那天，他在法庭上播放了现场监控录像。
视频里，唐某在被害人倒地后，依然弯下腰，持刀连续捅刺。
那把刀的刀尖一次次落下，每一次都伴随着周围师生的尖叫声。
如果没有人冲上去把他拉开，周静根本活不下来。
用同事老赵后来的话说，那个画面他当天晚上回去没睡着觉，眼前总在晃。
监控他看过不下二十遍。
每一次，他都会注意到不同的细节：唐某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疯狂，而是一种近乎平静的专注，像是一个人在认真完成一件早就在心里演练过无数遍的事情。
他甚至在周静倒地后，用膝盖压住她的胸口，才继续动手。
这些动作太有条理了。
十一刀的持续追刺。
这不是冲动犯罪。
程龙胜翻开自己的工作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庭审前后的每一个环节。
他第一次见到周静的父亲，是在案发后第三天。
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袖口的线头没剪干净。
他在检察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就为了等程龙胜。
见面时他两只手握着程龙胜的手，握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程检察官，她以前怕打针，每次去医院都要哄半天。”
说完这句话，他就不再说话了，只是坐在那里，把手机里女儿以前的照片一张张翻给程龙胜看。
后来程龙胜从别人那里知道，周静是家里的独生女，高考那年考了全县第二名。
她学的是临床医学，大二那年就拿了国家奖学金。
宿舍床头贴着一张计划表，写着“五年读完本科，三年规培，四年专科，三十五岁之前当上主治”。
那张计划表贴在床头的墙上，用透明胶带贴的，四个角都翘起来了。
这些事实不会写进判决书。
但程龙胜记得。
他又翻到案卷里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
这份鉴定书他看过很多遍，但每看一遍还是会不自觉地皱眉。
周静的伤情鉴定结论为重伤二级。
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重伤二级已属于对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鉴定标准对于不同部位的伤情有较大的差异。
程龙胜看着鉴定书里逐项列出的损伤，颈部刀伤六处，其中一处深及气管前壁，距颈总动脉仅0.3厘米；
胸部刀伤两处，右侧第四肋骨骨折，造成血气胸；
腹部刀伤三处，其中一刀刺入腹腔伤及肝脏；
右前臂及双手还有多处防卫伤。
法医在结论里特别注明：“若抢救稍有延迟，极可能造成死亡后果。”
这份鉴定书在庭审时由公诉人当庭出示。
程龙胜记得，当法医出庭解释“距颈总动脉仅0.3厘米”的具体含义时，审判席上的三位法官都沉默了，旁听席上有人捂住了嘴。
周静的母亲在法庭上哭出了声，声音不大，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断断续续的。
审判长不得不休庭五分钟。
这些都是在一审中完整呈现过的事实。
审判长当庭表示对鉴定意见予以采信。
但五年六个月的判决里，这些事实似乎失去了它们应有的重量。
程龙胜翻到庭审笔录的另一页。
那上面记录着唐某在最后陈述阶段说的那段话，不是当庭说的原话，是书记员整理过的版本，但他记得原话。
唐某说：“我知道错了，我认罪，我对不起她，我家里还有父母，希望法院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段话后来被作为“认罪态度较好”的依据之一。
但程龙胜更在意的，是同一份庭审笔录里记载的另一个细节，他在法庭辩论阶段质问唐某：“案发当天，你从宿舍出发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会发生什么？”
唐某回答：“我就是想找她好好谈谈。”
程龙胜追问：“那你为什么随身携带水果刀？”
唐某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怕她不肯见我。”
程龙胜记得自己追问：“怕她不肯见你，所以你带了刀？”
唐某没有再回答。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答碎片，每一段都像是拼图的碎片。
程龙胜在本子上逐条列出需要进一步核实的疑点：
监控录像中唐某每一刀的具体位置和力度；
案发前一周，唐某用手机搜索过的关键词，据侦查机关初步掌握的数据，其中包括“如何让人痛苦刀刺哪里最致命”等搜索记录。
但这些材料在一审中并未被充分出示和质证；
唐某在案发前三天与一个陌生号码的频繁通话，每天三到四次，每次通话时长在五到十五分钟之间，案发当天下午也有过两次通话。
这最后一件事，是他在整理卷宗时偶然注意到的，通信记录就夹在厚厚一摞证据材料的后面，如果不是逐页细看，很容易就漏过去。
这些疑点都指向一个方向，唐某的主观恶性，远比判决书所认定的更为深重。
程龙胜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两声，他又挂了。
又拨了一次。
“刑侦支队，我找黎新武。”
等了一会儿，那头传来一个声音：“谁找我？”
“程龙胜。”
“哦，程检察官。”黎新武的声音里带着一点意外，“怎么了？”
“唐某那个案子，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黎新武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组的组长，唐某案的现场勘查和前期侦查就是他们组负责的。
程龙胜和他合作过几次，不算熟，但彼此知道对方的做事风格！
黎新武是那种不太守规矩但从不掉链子的刑警，程龙胜是那种不留情面但从不冤枉人的检察官。
“判决书我看了。”黎新武的声音压低了，似乎是在办公室不方便大声说！
“五年半，呵，我们组里的兄弟都说，这个判决出来，以后这种案子就没法办了。”
“你在队里吗？”
“在。”
“等我一会儿，我过去找你。”
程龙胜挂了电话，把卷宗合上，装进公文包。
他站起来，看了眼窗外，天色还是灰蒙蒙的，洒水车已经走远了，街上恢复了安静。
他穿上外套，拿起车钥匙，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遇见了老赵。
“又加班到这时候？”老赵看了一眼他手里的公文包，“去哪儿？”
“公安局。”
老赵“嗯”了一声，没多问。
检察官跑公安局是常有的事，不是提审就是补充侦查，不是补充侦查就是核实证据。
只是老赵注意到，程龙胜的脸色不太好，眼下有明显的青黑，衬衫领口有点皱，一看就是昨晚没回家。
“周静的案子？”老赵问。
程龙胜点了点头。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什么。
老赵在检察院干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也见过什么样的判决。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程龙胜下楼，发动了车。
车里有一股隔夜的烟味，是上次黎新武坐他车时留下的。
他没有开窗，也没有开音乐，就这么安静地开了二十分钟，拐进了市公安局的院子。
刑侦支队在四楼。
程龙胜上了楼，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推开黎新武办公室的门。
黎新武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材料。
他抬起头，冲程龙胜点了点头，示意他坐。
程龙胜在对面坐下来，把卷宗放在桌上。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黎新武先开口：“说吧，你觉得哪里不对？”
程龙胜没有马上回答。
他把卷宗翻到量刑说理那一页，推给黎新武。
黎新武看了一眼，没接，只是说：“五年半。”
“五年半。”
黎新武靠在椅背上，用一根手指敲着桌面，敲了大概十几下。
然后他说：“案发那天是我带人出的现场。”
程龙胜等着他说下去。
“我到的时候，救护车刚走，地上还有血。”黎新武的声音很平，像是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
“那么多血，洒了一地。现场有个女老师，吓得蹲在墙角一直哭，学生围了一圈，谁都不敢靠近。我干刑侦十几年，见过的案子不少，但那天晚上回去，我媳妇说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没说。”
他停顿了一下。
“你知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那十一刀。是我后来调监控看到的画面，他从宿舍出来的时候，把刀别在裤腰上，用衣服盖住，出了宿舍楼，他在楼下的自动售货机买了一瓶可乐，拧开盖子喝了两口，然后才往行政楼方向走。就这个细节，他买可乐，喝了两口，不是那种喝了壮胆的感觉，就像平时去上课一样，顺便买了瓶喝的。”
黎新武把目光移向窗外。
“这人不是冲动犯罪。”
程龙胜点了点头。
他把自己的工作笔记翻开，推到黎新武面前。
笔记上密密麻麻地列着案件中存在疑问的环节：
监控录像的细节分析，唐某的搜索记录，通信记录中的异常号码，庭审中关于犯罪预谋的质证情况，以及法医鉴定书中关于伤情与主观故意关联性的分析意见。
黎新武拿起笔记看了一会儿，眉头越皱越紧。
“通信记录。”他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行，“你什么时候注意到的？”
“昨天晚上。”
“我这边没深查这个。”黎新武把笔记放下，“当时证据已经够定案了，局里也没要求继续扩线，怎么，你怀疑有人教唆？”
程龙胜没有直接回答。
他说：“案发前三天，唐某跟这个号码通了十几通电话。案发当天下午，通话两次。案发之后，这个号码再也没有和唐某通过话。我查了一下，号码的归属地是本地，但没有登记实名。”
黎新武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你想追这条线？”
“我想搞清楚，”程龙胜说，“他到底是在跟谁商量。”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黎新武桌上的台灯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
黎新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档案盒。
“这是当时的现场勘查材料，包括完整的监控视频和电子数据取证报告，我之前留了一份备份。”
他把盒子放在桌上，“监控我建议你再看一遍，不是看主画面，看边角，他有几个动作，在主画面之外，但从其他角度的摄像头能看到，之前庭审的时候没用到。”
程龙胜接过档案盒。
黎新武又说：“这件事我建议你先别跟太多人说，五年半这个结果，能判出来，未必只是法院的意思。”
这句话让程龙胜的动作停了一瞬。
他抬起头，看着黎新武。
黎新武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但也没有继续往下说。
他只是重新坐下来，拿起桌上的茶杯，发现没水了，又放下。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有些话说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黎新武。”
“嗯。”
“你信我吗？”
黎新武笑了一下，是那种没有声音的笑。“我要不信你，这些东西我不会给你。”
程龙胜把档案盒收进公文包，站起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
“通信记录的事，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号码。”
黎新武点了根烟，朝他挥了挥手，意思是知道了。
程龙胜走出公安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站在门口抽了根烟，烟雾在路灯下升起来，被夜风吹散。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今天是他父亲的忌日。
他拿出手机，拨了家里的号码。
响了五声，没人接。
他挂掉，又拨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他记得母亲这个时间应该在社区活动中心学跳舞，那是父亲去世后她唯一愿意出门的事情。
他把手机收起来，在路灯下站了一会儿，然后上车，发动，往检察院的方向开。
路上经过一家便利店，他停车进去买了一包烟。
收银台后面坐着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正低头看手机。
他付了钱，正要转身，余光扫过货架上的饼干，想起自己抽屉里那包过期了三天的饼干，于是又拿了一包。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整层楼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把新买的饼干拆开，吃了一块，剩下的放回抽屉。
然后他把黎新武给他的档案盒打开，取出监控光盘，放进电脑。
画面亮起来。
时间是三月十五日下午六点二十三分。大学校园的行政楼前，夕阳把地面染成暖黄色。
画面里陆续有学生走过，背着书包，抱着课本，三三两两地聊天。
有人看了一眼镜头，有人没有。
一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然后唐某出现了。
他从画面右侧走进来，步子不快不慢。
右手揣在口袋里，口袋的轮廓显示出里面有一件长条状的硬物。
走到行政楼前的花坛边时，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手机，然后抬头望向来路的方向。
程龙胜按了暂停，把画面放大。
唐某的表情，平静得不像一个即将行凶的人。
他按了播放。
接下来的画面，他在庭审时看过很多次，但每次重新看，都会在某个瞬间发现新的东西。
这一次他注意到的，是唐某在捅刺过程中有过一次短暂的停顿，大约不到两秒，他的目光离开了周静，朝画面外的某个方向看了一眼。
程龙胜把画面倒回去，又看了一遍。
又倒回去，再看一遍。
然后他翻出黎新武档案盒里的电子数据取证报告，找到案发当天唐某的通话记录明细。
案发前一个小时，下午五点四十八分，唐某接到一通电话，通话时长六分十二秒。
拨入方，正是那个没有实名登记的号码。
案发前十分钟，下午六点十四分，又有一通，通话时长一分零九秒。
程龙胜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了那个号码，在号码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窗外已经完全黑了。
他把监控又看了一遍，这一次调到0.5倍速，画面中唐某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都清晰起来。
刀刺入的角度、手腕的发力方式、在周静倒地后依然没有停下的手，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这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有计划、有预谋地执行了它。
程龙胜关掉视频，靠在椅子上，把眼睛闭了一会儿。
然后他重新拿起判决书，翻到最后一页。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他把判决书放下，拿过工作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了一行字。
“唐某故意杀人案：建议依法提出抗诉。”
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又补了四个字：“理由：量刑畸轻。”
他把笔放下，又看了一眼手机。
快十点了，明天早上去找分管副检察长汇报这个案子。
走廊里忽然传来脚步声。
这个时间点，整栋楼都应该没人了。
程龙胜抬起头。
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他办公室的门口。
门没关。
来的人他不认识。
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看起来四十多岁，脸上带着一种程式化的笑容。
程龙胜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人似乎认识他。
“程检察官，还没下班？”
“请问您是？”
那人走进来，把文件夹放在程龙胜的桌上，拍了拍。
他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卷宗，目光在那个写有抗诉建议的笔记本上停留了大概一秒。
然后他抬起头，脸上的笑容还挂着，但眼神不是那么回事。
“唐某的案子，”他说，“差不多就行了吧。”
程龙胜没有动。
他看着那个人，看了大概有五秒钟。
“请问您是哪位？”
那人笑了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用手指点了点桌上的卷宗，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远了，直到完全听不见。
程龙胜坐在那里，盯着门口的方向。
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黎新武发来的消息。
只有一句话。
“那个号码，我让人查了，三天内给你结果。”
程龙胜把手机放下，又看了一眼门口。
差不多就行了？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然后站起来关掉办公室的灯。
黑暗中他坐在椅子上，窗外透进来的路灯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
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
父亲当了一辈子基层法官，退休之前和他说：“龙胜，干咱们这一行的，最难的不是判案，是在所有人都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觉得差得多。”
程龙胜在黑暗中坐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那份写了抗诉建议的笔记本，翻开，在第一行“建议依法提出抗诉”的前面，加了一个字。
“应依法提出抗诉。”
他看了那行字一会儿，然后把笔记本收进公文包，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尽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发出幽绿色的光。
整栋楼安静得像沉在水底。程龙胜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着，一步一步，不急不慢。
他走到电梯口，按了按钮，等电梯从一楼升上来。
指示灯一层一层地跳动。
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
那个穿深蓝色夹克的人进来时，没有敲门，甚至没有自我介绍。
但最让他不安的，不是这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这个人进来之前就知道他的办公室是哪一间。
这栋楼，外面的人进来是要登记的。
电梯门打开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格外响。
程龙胜走进电梯，按了一楼。
门缓缓合上，把走廊和那盏绿色的指示灯一起关在了外面。
电梯开始下降。
他低头看了一眼公文包。
里面装着那份判决书，那份抗诉建议，还有黎新武给他的监控光盘。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起点。
但程龙胜隐隐觉得，这不只是一个起点。
这是一个他还没有看清全貌的东西的入口。
他走出检察院大楼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
雨不大，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雨幕中模糊不清的街灯，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你跟你爸一个样，认准的事情，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程龙胜把公文包顶在头上，走进了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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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宣判后的第十天。
程龙胜低下头，又把目光落在那段文字上。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其实没有问题：
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五日下午六时许，被告人唐某因感情纠葛，携带一把刃长约十五厘米的水果刀，翻墙进入某大学校园，在行政楼前拦住被害人周静。
在遭到周静拒绝复合的明确表态后，被告人唐某连续捅刺周静颈部、胸部、腹部等部位共十一刀。
周静被在场师生制止后送医抢救，经鉴定为重伤二级。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唐某本人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当庭认罪。
程龙胜用指尖点着判决书上的一段话：
“被告人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鉴于被告人系犯罪未遂，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且系初犯，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五年六个月。
程龙胜把这段文字看了第五遍。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站了大概有五分钟，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一辆洒水车从楼下的马路上经过，放着那首所有人都听得耳朵起茧的曲子。
曲子被窗户隔住了，听不真切，只剩个调子从玻璃缝里挤进来。
他忽然想起来今天是星期二，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周一到周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从接手这个案子到现在，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办公室住了多少个晚上。
五年六个月。
他回到桌前，翻到判决书的量刑说理部分。
“未遂情节”
“坦白情节”
“认罪态度较好”。
这些当然都是法定量刑情节。
第二十三条规定得很清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得很清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但程龙胜想起一件事。
开庭那天，他在法庭上播放了现场监控录像。
视频里，唐某在被害人倒地后，依然弯下腰，持刀连续捅刺。
那把刀的刀尖一次次落下，每一次都伴随着周围师生的尖叫声。
如果没有人冲上去把他拉开，周静根本活不下来。
用同事老赵后来的话说，那个画面他当天晚上回去没睡着觉，眼前总在晃。
监控他看过不下二十遍。
每一次，他都会注意到不同的细节：唐某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疯狂，而是一种近乎平静的专注，像是一个人在认真完成一件早就在心里演练过无数遍的事情。
他甚至在周静倒地后，用膝盖压住她的胸口，才继续动手。
这些动作太有条理了。
十一刀的持续追刺。
这不是冲动犯罪。
程龙胜翻开自己的工作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庭审前后的每一个环节。
他第一次见到周静的父亲，是在案发后第三天。
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袖口的线头没剪干净。
他在检察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就为了等程龙胜。
见面时他两只手握着程龙胜的手，握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程检察官，她以前怕打针，每次去医院都要哄半天。”
说完这句话，他就不再说话了，只是坐在那里，把手机里女儿以前的照片一张张翻给程龙胜看。
后来程龙胜从别人那里知道，周静是家里的独生女，高考那年考了全县第二名。
她学的是临床医学，大二那年就拿了国家奖学金。
宿舍床头贴着一张计划表，写着“五年读完本科，三年规培，四年专科，三十五岁之前当上主治”。
那张计划表贴在床头的墙上，用透明胶带贴的，四个角都翘起来了。
这些事实不会写进判决书。
但程龙胜记得。
他又翻到案卷里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
这份鉴定书他看过很多遍，但每看一遍还是会不自觉地皱眉。
周静的伤情鉴定结论为重伤二级。
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重伤二级已属于对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鉴定标准对于不同部位的伤情有较大的差异。
程龙胜看着鉴定书里逐项列出的损伤，颈部刀伤六处，其中一处深及气管前壁，距颈总动脉仅0.3厘米；
胸部刀伤两处，右侧第四肋骨骨折，造成血气胸；
腹部刀伤三处，其中一刀刺入腹腔伤及肝脏；
右前臂及双手还有多处防卫伤。
法医在结论里特别注明：“若抢救稍有延迟，极可能造成死亡后果。”
这份鉴定书在庭审时由公诉人当庭出示。
程龙胜记得，当法医出庭解释“距颈总动脉仅0.3厘米”的具体含义时，审判席上的三位法官都沉默了，旁听席上有人捂住了嘴。
周静的母亲在法庭上哭出了声，声音不大，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断断续续的。
审判长不得不休庭五分钟。
这些都是在一审中完整呈现过的事实。
审判长当庭表示对鉴定意见予以采信。
但五年六个月的判决里，这些事实似乎失去了它们应有的重量。
程龙胜翻到庭审笔录的另一页。
那上面记录着唐某在最后陈述阶段说的那段话，不是当庭说的原话，是书记员整理过的版本，但他记得原话。
唐某说：“我知道错了，我认罪，我对不起她，我家里还有父母，希望法院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段话后来被作为“认罪态度较好”的依据之一。
但程龙胜更在意的，是同一份庭审笔录里记载的另一个细节，他在法庭辩论阶段质问唐某：“案发当天，你从宿舍出发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会发生什么？”
唐某回答：“我就是想找她好好谈谈。”
程龙胜追问：“那你为什么随身携带水果刀？”
唐某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怕她不肯见我。”
程龙胜记得自己追问：“怕她不肯见你，所以你带了刀？”
唐某没有再回答。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答碎片，每一段都像是拼图的碎片。
程龙胜在本子上逐条列出需要进一步核实的疑点：
监控录像中唐某每一刀的具体位置和力度；
案发前一周，唐某用手机搜索过的关键词，据侦查机关初步掌握的数据，其中包括“如何让人痛苦刀刺哪里最致命”等搜索记录。
但这些材料在一审中并未被充分出示和质证；
唐某在案发前三天与一个陌生号码的频繁通话，每天三到四次，每次通话时长在五到十五分钟之间，案发当天下午也有过两次通话。
这最后一件事，是他在整理卷宗时偶然注意到的，通信记录就夹在厚厚一摞证据材料的后面，如果不是逐页细看，很容易就漏过去。
这些疑点都指向一个方向，唐某的主观恶性，远比判决书所认定的更为深重。
程龙胜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两声，他又挂了。
又拨了一次。
“刑侦支队，我找黎新武。”
等了一会儿，那头传来一个声音：“谁找我？”
“程龙胜。”
“哦，程检察官。”黎新武的声音里带着一点意外，“怎么了？”
“唐某那个案子，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黎新武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组的组长，唐某案的现场勘查和前期侦查就是他们组负责的。
程龙胜和他合作过几次，不算熟，但彼此知道对方的做事风格！
黎新武是那种不太守规矩但从不掉链子的刑警，程龙胜是那种不留情面但从不冤枉人的检察官。
“判决书我看了。”黎新武的声音压低了，似乎是在办公室不方便大声说！
“五年半，呵，我们组里的兄弟都说，这个判决出来，以后这种案子就没法办了。”
“你在队里吗？”
“在。”
“等我一会儿，我过去找你。”
程龙胜挂了电话，把卷宗合上，装进公文包。
他站起来，看了眼窗外，天色还是灰蒙蒙的，洒水车已经走远了，街上恢复了安静。
他穿上外套，拿起车钥匙，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遇见了老赵。
“又加班到这时候？”老赵看了一眼他手里的公文包，“去哪儿？”
“公安局。”
老赵“嗯”了一声，没多问。
检察官跑公安局是常有的事，不是提审就是补充侦查，不是补充侦查就是核实证据。
只是老赵注意到，程龙胜的脸色不太好，眼下有明显的青黑，衬衫领口有点皱，一看就是昨晚没回家。
“周静的案子？”老赵问。
程龙胜点了点头。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什么。
老赵在检察院干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也见过什么样的判决。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程龙胜下楼，发动了车。
车里有一股隔夜的烟味，是上次黎新武坐他车时留下的。
他没有开窗，也没有开音乐，就这么安静地开了二十分钟，拐进了市公安局的院子。
刑侦支队在四楼。
程龙胜上了楼，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推开黎新武办公室的门。
黎新武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材料。
他抬起头，冲程龙胜点了点头，示意他坐。
程龙胜在对面坐下来，把卷宗放在桌上。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黎新武先开口：“说吧，你觉得哪里不对？”
程龙胜没有马上回答。
他把卷宗翻到量刑说理那一页，推给黎新武。
黎新武看了一眼，没接，只是说：“五年半。”
“五年半。”
黎新武靠在椅背上，用一根手指敲着桌面，敲了大概十几下。
然后他说：“案发那天是我带人出的现场。”
程龙胜等着他说下去。
“我到的时候，救护车刚走，地上还有血。”黎新武的声音很平，像是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
“那么多血，洒了一地。现场有个女老师，吓得蹲在墙角一直哭，学生围了一圈，谁都不敢靠近。我干刑侦十几年，见过的案子不少，但那天晚上回去，我媳妇说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没说。”
他停顿了一下。
“你知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那十一刀。是我后来调监控看到的画面，他从宿舍出来的时候，把刀别在裤腰上，用衣服盖住，出了宿舍楼，他在楼下的自动售货机买了一瓶可乐，拧开盖子喝了两口，然后才往行政楼方向走。就这个细节，他买可乐，喝了两口，不是那种喝了壮胆的感觉，就像平时去上课一样，顺便买了瓶喝的。”
黎新武把目光移向窗外。
“这人不是冲动犯罪。”
程龙胜点了点头。
他把自己的工作笔记翻开，推到黎新武面前。
笔记上密密麻麻地列着案件中存在疑问的环节：
监控录像的细节分析，唐某的搜索记录，通信记录中的异常号码，庭审中关于犯罪预谋的质证情况，以及法医鉴定书中关于伤情与主观故意关联性的分析意见。
黎新武拿起笔记看了一会儿，眉头越皱越紧。
“通信记录。”他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行，“你什么时候注意到的？”
“昨天晚上。”
“我这边没深查这个。”黎新武把笔记放下，“当时证据已经够定案了，局里也没要求继续扩线，怎么，你怀疑有人教唆？”
程龙胜没有直接回答。
他说：“案发前三天，唐某跟这个号码通了十几通电话。案发当天下午，通话两次。案发之后，这个号码再也没有和唐某通过话。我查了一下，号码的归属地是本地，但没有登记实名。”
黎新武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你想追这条线？”
“我想搞清楚，”程龙胜说，“他到底是在跟谁商量。”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黎新武桌上的台灯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
黎新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档案盒。
“这是当时的现场勘查材料，包括完整的监控视频和电子数据取证报告，我之前留了一份备份。”
他把盒子放在桌上，“监控我建议你再看一遍，不是看主画面，看边角，他有几个动作，在主画面之外，但从其他角度的摄像头能看到，之前庭审的时候没用到。”
程龙胜接过档案盒。
黎新武又说：“这件事我建议你先别跟太多人说，五年半这个结果，能判出来，未必只是法院的意思。”
这句话让程龙胜的动作停了一瞬。
他抬起头，看着黎新武。
黎新武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但也没有继续往下说。
他只是重新坐下来，拿起桌上的茶杯，发现没水了，又放下。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有些话说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黎新武。”
“嗯。”
“你信我吗？”
黎新武笑了一下，是那种没有声音的笑。“我要不信你，这些东西我不会给你。”
程龙胜把档案盒收进公文包，站起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
“通信记录的事，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号码。”
黎新武点了根烟，朝他挥了挥手，意思是知道了。
程龙胜走出公安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站在门口抽了根烟，烟雾在路灯下升起来，被夜风吹散。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今天是他父亲的忌日。
他拿出手机，拨了家里的号码。
响了五声，没人接。
他挂掉，又拨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他记得母亲这个时间应该在社区活动中心学跳舞，那是父亲去世后她唯一愿意出门的事情。
他把手机收起来，在路灯下站了一会儿，然后上车，发动，往检察院的方向开。
路上经过一家便利店，他停车进去买了一包烟。
收银台后面坐着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正低头看手机。
他付了钱，正要转身，余光扫过货架上的饼干，想起自己抽屉里那包过期了三天的饼干，于是又拿了一包。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整层楼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把新买的饼干拆开，吃了一块，剩下的放回抽屉。
然后他把黎新武给他的档案盒打开，取出监控光盘，放进电脑。
画面亮起来。
时间是三月十五日下午六点二十三分。大学校园的行政楼前，夕阳把地面染成暖黄色。
画面里陆续有学生走过，背着书包，抱着课本，三三两两地聊天。
有人看了一眼镜头，有人没有。
一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然后唐某出现了。
他从画面右侧走进来，步子不快不慢。
右手揣在口袋里，口袋的轮廓显示出里面有一件长条状的硬物。
走到行政楼前的花坛边时，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手机，然后抬头望向来路的方向。
程龙胜按了暂停，把画面放大。
唐某的表情，平静得不像一个即将行凶的人。
他按了播放。
接下来的画面，他在庭审时看过很多次，但每次重新看，都会在某个瞬间发现新的东西。
这一次他注意到的，是唐某在捅刺过程中有过一次短暂的停顿，大约不到两秒，他的目光离开了周静，朝画面外的某个方向看了一眼。
程龙胜把画面倒回去，又看了一遍。
又倒回去，再看一遍。
然后他翻出黎新武档案盒里的电子数据取证报告，找到案发当天唐某的通话记录明细。
案发前一个小时，下午五点四十八分，唐某接到一通电话，通话时长六分十二秒。
拨入方，正是那个没有实名登记的号码。
案发前十分钟，下午六点十四分，又有一通，通话时长一分零九秒。
程龙胜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了那个号码，在号码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窗外已经完全黑了。
他把监控又看了一遍，这一次调到0.5倍速，画面中唐某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都清晰起来。
刀刺入的角度、手腕的发力方式、在周静倒地后依然没有停下的手，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这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有计划、有预谋地执行了它。
程龙胜关掉视频，靠在椅子上，把眼睛闭了一会儿。
然后他重新拿起判决书，翻到最后一页。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他把判决书放下，拿过工作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了一行字。
“唐某故意杀人案：建议依法提出抗诉。”
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又补了四个字：“理由：量刑畸轻。”
他把笔放下，又看了一眼手机。
快十点了，明天早上去找分管副检察长汇报这个案子。
走廊里忽然传来脚步声。
这个时间点，整栋楼都应该没人了。
程龙胜抬起头。
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他办公室的门口。
门没关。
来的人他不认识。
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看起来四十多岁，脸上带着一种程式化的笑容。
程龙胜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人似乎认识他。
“程检察官，还没下班？”
“请问您是？”
那人走进来，把文件夹放在程龙胜的桌上，拍了拍。
他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卷宗，目光在那个写有抗诉建议的笔记本上停留了大概一秒。
然后他抬起头，脸上的笑容还挂着，但眼神不是那么回事。
“唐某的案子，”他说，“差不多就行了吧。”
程龙胜没有动。
他看着那个人，看了大概有五秒钟。
“请问您是哪位？”
那人笑了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用手指点了点桌上的卷宗，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远了，直到完全听不见。
程龙胜坐在那里，盯着门口的方向。
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黎新武发来的消息。
只有一句话。
“那个号码，我让人查了，三天内给你结果。”
程龙胜把手机放下，又看了一眼门口。
差不多就行了？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然后站起来关掉办公室的灯。
黑暗中他坐在椅子上，窗外透进来的路灯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
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
父亲当了一辈子基层法官，退休之前和他说：“龙胜，干咱们这一行的，最难的不是判案，是在所有人都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觉得差得多。”
程龙胜在黑暗中坐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那份写了抗诉建议的笔记本，翻开，在第一行“建议依法提出抗诉”的前面，加了一个字。
“应依法提出抗诉。”
他看了那行字一会儿，然后把笔记本收进公文包，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尽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发出幽绿色的光。
整栋楼安静得像沉在水底。程龙胜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着，一步一步，不急不慢。
他走到电梯口，按了按钮，等电梯从一楼升上来。
指示灯一层一层地跳动。
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
那个穿深蓝色夹克的人进来时，没有敲门，甚至没有自我介绍。
但最让他不安的，不是这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这个人进来之前就知道他的办公室是哪一间。
这栋楼，外面的人进来是要登记的。
电梯门打开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格外响。
程龙胜走进电梯，按了一楼。
门缓缓合上，把走廊和那盏绿色的指示灯一起关在了外面。
电梯开始下降。
他低头看了一眼公文包。
里面装着那份判决书，那份抗诉建议，还有黎新武给他的监控光盘。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起点。
但程龙胜隐隐觉得，这不只是一个起点。
这是一个他还没有看清全貌的东西的入口。
他走出检察院大楼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
雨不大，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雨幕中模糊不清的街灯，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你跟你爸一个样，认准的事情，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程龙胜把公文包顶在头上，走进了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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