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周圣远院士不知道，被他删除的那八株水稻，是我父亲种的。
我也不在《自然》论文的作者名单里。我的名字在补充材料的致谢部分，
第十一行：“感谢云南省红河州挖泥冲村陶正兴大爷提供的田间管理支持。
”那是卢忠华2019年补填上去的。他可能以为这是在补偿。
也可能只是怕我父亲哪天翻到期刊，指着那篇全世界都在引用的论文说，这田里的活，
我干的，怎么连个名都没有。他没说谢谢。他只是怕被找麻烦。我叫陶蘅。我父亲叫陶正兴。
2018年9月14号下午三点，他蹲在挖泥冲东侧那块水田的田埂上，帮卢忠华报数。
穗长，23.7。粒重，26.8。第七十三株。第八十株。他把八个数字报完，站起来，
腿麻，扶着卢忠华的肩膀缓了半分钟。卢忠华在那年十一月删掉这八株的时候，
应该早忘了这半分钟。0022019年3月，我在北京收到父亲寄来的挂号信。
他这辈子只给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1998年，我考上县里初中，
他用圆珠笔写：“家里供得起，你好好读。”第二封就是这封。
信里夹着一张《自然》论文抽印本的复印件。周圣远是通讯作者，卢忠华是共一。
致谢部分有人用荧光笔画了一道，旁边是父亲的笔迹：“这个是你爸。
”我把那行字看了很久。父亲小学肄业。他不知道什么叫影响因子，
不知道《自然》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他种了五十二年的水稻，
终于上了电视上说的那种“国际大书”。那年暑假我没回家。我留在实验室做毕设，
每天对着培养皿里的拟南芥发呆。我的导师姓陈，在我们学校算中不溜的教授，
这辈子没发过主刊。他对我挺好。但我恨他。我恨他没有院士头衔，
恨他实验室的经费不够我去挖泥冲做田间实验，恨他让我只能在温室里种这种没人吃的草。
恨他逼我承认：我父亲种了一辈子水稻，而我却连一篇关于水稻的顶刊论文都发不出来。
2021年7月，父亲第三次脑梗。我从北京飞昆明，转大巴到县城，再坐摩的进村。
他已经不会说话了。我坐在床沿，把周圣远2019年那篇论文的PDF调出来，
放大致谢部分，给他看。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用还能动的那只手，指了指我。
又指了指那行字。他以为我写的。他不知道我只是被致谢的那个农民的女儿。
他不知道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通讯作者全都不姓陶。
他以为他的女儿终于出息了。我说，爸，是我。他闭上眼睛，嘴角微微翘起，像睡着了一样。
三天后心脏骤停。0032024年，我博士毕业第六年。没进高校。没进中科院。
我在一家生物医药公司的公共数据库部门干了五年，
每天的工作是把客户的转录组数据跑一遍标准化流程，输出图表，收钱。一年前我跳槽了。
新单位在朝阳区一栋老写字楼的十五层，电梯右边那间。玻璃门上贴着四个字：自然出版。
我是《自然》子刊的学术编辑。入职那天HR给我办工牌，问英文名怎么写。
我说不用英文名，我叫陶蘅。HR愣了一下，说好的，陶老师。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但我在挖泥冲长大，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抬头，什么时候该低头。北京的冬天比红河州冷得多，
我需要这份工作。2024年11月，周圣远课题组投了一篇新论文到我们期刊。
不是我负责的学科领域。我本来不会看到它。
但责任编辑老宋休产假前把这篇稿子塞给我：“你就帮忙走个流程，周院士的稿子，
审稿人早就联系好了。”我打开投稿系统。
标题：《OsGA20ox2基因启动子区一个自然变异位点赋予籼稻广谱适应性》。
作者列表很长。通讯作者：周圣远。
7条：Zhou S, et al. Nature. 2019.那是引他们自己那篇。
那篇删除我父亲八株水稻数据的论文。我用鼠标滚轮往下翻。补充表格第17行，
样本编号WNC-073至WNC-080。采集地点：云南省红河州挖泥冲村。
处理记录：设备故障。故障编号：DEV-20180914。手写。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工位隔壁的同事正在打电话，聊周末去崇礼滑雪。
走廊里有人推着小车送快递，喊“陈老师在吗”。咖啡机嗡嗡响，
研磨的声音像老家那台老水泵。我把鼠标移到投稿系统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停了三秒。
然后我把这篇稿子的处理状态改成了“待分配”，起身去倒了杯咖啡。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十一点。没干别的。
我把周圣远2019年那篇《自然》的补充材料下载下来，逐行逐列地看。65个成功样本，
8个“设备故障”。65个样本分布在四个县，8个故障全挤在挖泥冲村东侧那块水田周围。
设备故障不会挑地。人会。004我开始查。不是以学术编辑的身份，
是以陶正兴女儿的身份。我先找卢忠华。他在2022年从周圣远实验室离职，
现任福建某民办本科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官网上的照片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西装，
领带打歪了，嘴角的笑像是被摄影师要求挤出来的。我加了他微信。头像是一家三口的合照，
女儿五六岁，扎两个羊角辫。我发：卢老师您好，我是《自然》子刊的编辑陶蘅，
想向您了解2018年挖泥冲实验的一些细节。他隔了四小时才回。
“数据都在已发表论文中。”我发：“那八株设备故障的样本，
您还记得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吗？”这次他隔了一天。“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我没再追问。2024年12月，我请了年假。机票：北京大兴→昆明长水。
大巴：昆明→红河州。摩的：县城→挖泥冲。父亲去世后我把老屋托给堂叔照看。
他见我回来很意外，说你一个北京大编辑，跑这泥巴地里做啥。我说回来收数据。
堂叔没听懂。但他还是帮我把父亲留下的那间杂物间打开了。父亲不识字。但他记账。
1986年到2024年，三十八年。他用圆珠笔、铅笔、圆珠笔油快干了用筷子蘸墨水，
记下了每一块田的播种时间、移栽株数、穗长、粒重、产量、卖给谁、卖了多少钱。
我从头翻到尾。2018年9月14号，东侧田，编号73-80。穗长：23.7，
24.1，22.9，23.3，24.0，23.5，22.8，23.9。
粒重：26.8，27.1，26.4，26.9，27.3，26.7，26.2，
27.0。单株产量：68.2，69.5，66.8，68.9，70.1，67.6，
65.9，69.8。单位是克。这些数字父亲记在烟盒纸上，
烟盒纸夹在一本1987年出版的《水稻栽培技术》里，书脊裂开，用医用白胶布粘着。
我把那本笔记本带回北京。2025年1月，我给周圣远实验室发了一封公对公的邮件。
“本刊正在处理贵课题组投稿论文NSP-2024-1127，
编辑部注意到贵组2019年论文存在部分数据标注为设备故障，
为核实该技术问题是否已解决，请提供故障设备型号及维修记录。”我用了正规渠道，
正规措辞，正规的编辑部邮箱。三天后，周圣远的学生回复了。“经核查，
2018年所用测产仪已报废，无维修记录。故障系偶发，不影响整体结论。
”我把邮件存档。然后我打开了另一封邮件。
那是2024年11月一位叫苏青的投稿人发给我们的系统通知。
她是那篇2019年论文的二作，2023年因合同到期离开周圣远实验室，
现任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她投稿的内容不相关。但她在系统里留的个人邮箱，
跟论文里是同一个。我写了一封很短的信。“苏老师您好，我是陶蘅。我父亲叫陶正兴。
”005苏青约我在中科院动物所旁边的咖啡店见面。她比我大七岁，短发，没化妆，
羽绒服袖子磨破了边，露出里面灰白色的羽绒。她第一句话是：“你爸还在种田吗？
”我说去年走了。她沉默了很久。“2019年我去过挖泥冲，”她说，
“那时候你爸已经不跟我说话了。他蹲在田埂上，背对着我，我叫他陶大爷，他假装没听见。
”我看着她。“我帮他修了三天水泵，他才开口。”苏青说，“他给我看一张烟盒纸。
纸团成一团又展开，上面有八个数字。他说这是卢博士记的，记完忘了收。”我点头。
“我用那八个数字跑了一遍显著性。”苏青说，“p值从0.04跳到0.11。
”“周圣远知道吗？”“我报告了。”“然后呢。”她把咖啡杯转了半圈，没喝。
“他第二天飞去昆明，在挖泥冲田埂上抽了根烟，待了两小时。回来跟我说，
数据采集过程存在不可控误差，这批样本整体不纳入最终统计。”我问：“你当时怎么想？
”她抬起头。“我当时想，等我评上副研究员，等我有话语权，我就能纠正这件事。
”“你评上了。”“是。”她说，“2023年评上的。
2024年周圣远说实验室经费紧张，我合同不续了。”窗外有车驶过，带起一阵冷风。
苏青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放在桌上。
“这里面是周圣远实验室2017到2021年所有野外实验的原始电子记录，
包含修改时间戳、操作人IP地址。”我没有伸手。“为什么给我？”她看着那个U盘，
像看着一件很重的东西。“因为你去挖泥冲了。”她说，“你不是为了论文去的。
你是为了你爸。”我把U盘攥在手心。金属外壳，凉的。006我花了三周分析那些数据。
周圣远实验室2017-2021年间，共进行过23次野外采样实验，
覆盖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江西、安徽六个省份，采集样本总数4987份。
被删除的样本：739份。被删除样本的共同特征：无一例外，
全部来自人均年收入低于5000元的行政村。不是设备故障。不是极端值。
不是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异常”。是贫穷。
我把739份被删除样本的经纬度逐一输入地图软件，导出一张点状分布图。
云南省红河州挖泥冲村附近，有七个密集的点簇——那是卢忠华2018年删掉的那八株，
加上苏青2019年被要求删除但没有落实记录的其他样本。这七个点簇的分布，
与周圣远实验室的野外采样路线完全重合。他们特意去了那里。然后又特意删了那里。
这份分析命名为《周圣远实验室2017-2021年度野外样本删除模式地理分布报告》，
保存为PDF，加密，文件名改成“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计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