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红布下的秘密我家堂屋的东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块红布。那块布已经褪了色,
边缘起了毛,看上去和一块旧抹布也没什么分别。但我奶奶在世的时候,绝不许任何人碰它。
逢年过节打扫屋子,她亲手拿掸子轻轻拂去灰尘,动作之小心,像是在擦拭一件易碎的瓷器。
“这是你爷爷的东西。”她总是这样说。我爷爷叫陈守根,
生于民国十一年——也就是一九二二年。那一年是壬戌年,属狗。村里老人后来讲,
属狗的人忠诚,认准了一个主人就跟一辈子。这话后来被反复提起,
仿佛爷爷的一生早就被这个属相说尽了。我们村叫石桥村,在江西赣北,四面环山,
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老石桥,村子因此得名。从我记事起,
爷爷就已经是个老头了——这当然是句废话,但我的意思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温和的、佝偻的、整天揣着手在村里慢慢踱步的老人。他穿蓝色的对襟棉袄,
头上永远扣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解放帽,见了谁都笑眯眯的。村里的小孩都不怕他。
他兜里常年揣着几块硬糖,见了小孩就摸出来递过去。我妈不让我吃别人给的糖,
但爷爷给的可以。我趴在他膝盖上剥糖纸的时候,他就拿粗糙的手掌摩挲我的后脑勺,
嘴里念叨:“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这样一个老头,
你能把他和什么神通广大的人物联系到一块儿吗?我不能。
我第一次听说爷爷会“降马”的时候,大概七八岁,当场就笑了。我笑的时候,
我爸的脸色很不好看,低声呵斥我:“不许笑。”事后我爷爷倒是不在意,
摆摆手说:“孩子还小,不懂。”我确实不懂。什么“降马”,我只在电视里见过马,
我们家连头驴都没有。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降马”是石桥村方圆几十里的土话,
说的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上身。菩萨上身。某个菩萨选中一个人,
让这个人做自己在人间的“马”,有事的时候骑一骑,借这个人的口给凡人传话。
被选中的那个人就叫“马脚”。爷爷就是石桥村那一代最出名的马脚。但这话得从头说。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村里最不信神佛的人。这一点,村里许多老人都能作证。
我小时候听过无数遍同一个故事,讲故事的人不同,细节略有出入,
但骨架是一样的——那是一九六几年的事,具体哪一年,说的人往往含糊过去。
我只知道是文革刚开始的那几年,破四旧的风刮到了石桥村。
红卫兵——其实我们那边不叫红卫兵,叫“造反队”——挨家挨户搜,
把祠堂里的牌位全拖出来堆在晒谷场上,一把火烧了。村后山上的小庙也被砸了,
泥菩萨被推倒,碎了一地。那时候爷爷三十来岁,正是壮年,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
根正苗红的贫农,三代赤贫,往上数八辈都找不出一个地主。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
就是铁打的“自己人”。爷爷带头砸的庙。这件事,村里人后来很少提,但也没有人刻意瞒。
我长大以后,偶尔听老人们说起,语气都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天气一样无所谓的事。
“你爷爷那时候啊,”他们摇摇头,“硬得很。什么都不信。”我爷爷确实硬。他个子不高,
但骨架大,方脸膛,眉毛浓得像是用墨笔一道道描上去的。他说话嗓门也大,
在生产队里开会,他站在台上一吼,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封建迷信!”他拍桌子,
“都是骗人的!哪个菩萨显过灵?哪个神仙救过人?你们谁见过?站出来说!
”没有人站出来。不是因为大家都信,而是因为大家多少都留了个心眼——这种东西,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真有呢?你说了没有,回头菩萨怪罪下来,算谁的?
但爷爷不管这些。他认准了一个理:人要靠自己,靠天靠地靠菩萨,都是靠不住的。
他把砸下来的碎菩萨像搬去填了村东头那条烂泥路,后来那条路确实好走了不少。
爷爷对此很得意:“看见没有?菩萨最大的用处就是铺路!”2 大旱请神记那时候的爷爷,
和后来我认识的那个笑眯眯的老头,简直像是两个人。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那一年的秋天。
具体是哪一天,没人记得清了。但村里人都记得那件事——那年大旱。旱了多久呢?
从六月开始,一滴雨没下。田里的稻子全耷拉着脑袋,叶子黄得像火烧过。
河里的水一天比一天浅,到最后只剩下河底一层泥浆,连鸭子都不愿意下去。村里人急啊,
但急有什么用?那时候没什么灌溉设施,全靠天吃饭。生产队开了好几次会,商量怎么办。
挖井?挖了,挖了好几口,出的水不够浇两亩地。从远处引水?最近的水库在十五里外,
没有水管,靠肩膀挑,挑到田里还不够路上洒的。爷爷那时候急得满嘴燎泡,
嘴上起了一层白皮,说话都疼。他带着社员没日没夜地挑水、挖渠,但杯水车薪,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在这时候,村里有人提了个建议——“要不,
”说话的是村里的老木匠德福叔公,他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
弯着腰,走路都要拄棍子,“要不,请一请?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请什么?
”爷爷瞪了他一眼。德福叔公不敢说话了。但村里其他人的眼睛都亮了。在那个年代,
这种话不能明说,但意思大家都懂——请神。爷爷当然不同意。他在会上拍了桌子,
说谁再提封建迷信就开谁的批斗会。但那天晚上,村里几个辈分高的老人摸黑来了我家。
他们不敢点灯,摸黑坐在堂屋里,和我爷爷说了一夜的话。说的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第二天早上,爷爷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句:“我不管。你们要搞,
别让我知道。”这话就是默许了。于是那天晚上,村里几个老人偷偷摸摸地做了一场法事。
请的不是庙里被砸的菩萨——那些菩萨已经碎了——而是请的邻村一个马脚。
那个马脚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姓刘,人称刘师娘。刘师娘在文革开始后就不敢公开活动了,
但那晚被人偷偷请到了石桥村。法事是在村后的竹林里做的。点了一盏油灯,烧了几刀黄纸,
刘师娘浑身哆嗦了一阵,就开始说话了。据在场的人说,刘师娘“降”下来的菩萨说,
这场旱灾是因为村里人砸了庙、毁了神像,得罪了龙王爷。要想下雨,得重修庙宇,
再塑金身,而且还得——说到这里,说话的人犹豫了一下——还得找当年带头砸庙的人,
让他在庙前磕一百零八个响头,磕出血来。带头砸庙的人,就是陈守根,我爷爷。
这个条件传到我爷爷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田里干活。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插,
冷笑了一声:“磕头?我给它磕头?它受得起吗?”但旱情越来越严重。又过了十来天,
还是没有下雨。田里的稻子基本上绝收了。社员们开始慌了,有人偷偷在家里烧香磕头,
有人跑到邻村去找刘师娘。爷爷虽然嘴上硬,但眼看着一季的收成要泡汤,
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3 菩萨选中了我事情的转机——或者说,
爷爷人生的转机——发生在一个深夜。那天晚上,爷爷一个人在地里看水。
其实没什么水可看的,但他睡不着,就拿了盏马灯,沿着田埂走。
走到村东头那条用碎菩萨像铺的路上时,他停了下来。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停下来。
后来他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
他说:“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拽了我一下,不轻不重,就拽了一下衣角。”他站在路上,
马灯的光照出脚下一块碎了的菩萨脸。那张脸已经被踩得模糊了,但还能看出眉眼的位置,
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爷爷低头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心里头说不出的烦躁。
他把马灯放在地上,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块碎片。石头是凉的,但他说,
他的手指触上去的一瞬间,感觉有一股热气从指尖窜上来,顺着胳膊一直窜到胸口。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他第一次“降马”。爷爷醒过来的时候,躺在自家的床上。
窗外天已经亮了,他奶奶——我的曾祖母——坐在床边,眼睛哭得通红。堂屋里挤满了人,
都在小声说话,声音嗡嗡的,像一群蜜蜂。“醒了!醒了!”有人喊了一声,
堂屋里的人呼啦啦全涌了进来。爷爷觉得浑身像被碾过一样,每一块骨头都在疼。
他想坐起来,但胳膊使不上劲,撑了一下又摔回去了。他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像砂纸,
发不出声音。曾祖母赶紧端了一碗水来,他咕咚咕咚喝了半碗,才勉强能说话。
“我……怎么了?”他问。没有人回答他。大家的表情都很奇怪,
像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又不敢说。最后还是德福叔公开了口。他拄着拐杖站在床边,
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后来我见多了那种光,
那是石桥村的人看我爷爷时的眼神,敬畏里掺着感激,感激里又带着一点害怕。“守根啊,
”德福叔公说,“你昨晚……被菩萨选中了。”爷爷愣了很久。“什么菩萨?
”“观音座下的,”德福叔公说,“她自己说的。她说她观察你很久了,
说你虽然不信她、砸了她的庙,但你心正、人直,是个可造之材。她说她缺一匹马,
要你来当。”爷爷又愣了很久。“放屁。”他说。这两个字刚出口,他的身体突然又僵住了。
据在场的人说,爷爷的眼睛一下子变了颜色——眼珠子从黑色变成了琥珀色,亮得吓人。
他的腰板挺直了,整个人像被一根无形的线从头顶提了起来,气场完全不同了。
方才还是一个虚弱得爬不起来的病人,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让人不敢直视的人物。
他的嘴巴张开了,但出来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那个声音比他自己的低沉,慢悠悠的,
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分量——“你骂谁?”就这三个字。
堂屋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敢喘气的。然后那个声音又说:“你不信我,我知道。
但我要用你,由不得你信不信。”说完这句话,爷爷的身体又软了下来,像被人抽走了骨头,
瘫倒在床上。这一次他昏睡了整整两天两夜。这就是爷爷被“选中”的过程。
他后来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仍然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信,也不是不信,
而是一种认命。就像一个人被拉去当了兵,不管愿不愿意,既然穿了这身军装,
就得干该干的事。“我当时真的不信,”他说,眯着眼睛看堂屋香案上那袅袅的青烟,
很久后又补了一句:“后来慢慢的,我就不想让它走了。它来了,就能帮人。帮了人,
我心里头舒坦。”被选中之后,爷爷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
他在堂屋的东墙边设了一张香案。那张香案很简陋,就是一块老木板,用两个木架子撑着。
但案上的东西一样不少——一个香炉,两只烛台。香炉是粗瓷的,灰扑扑的,
后来被香灰填满了,每次上香都要把香插得小心翼翼,生怕碰倒了旁边的。香案上方的墙上,
什么都没有挂——最开始是空的。爷爷开始每日早晚给菩萨上香。早上天不亮就起来,
净手、洗脸,恭恭敬敬地点上三炷香,磕三个头。晚上临睡前再做一遍。风雨无阻,
一日不落。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我小时候在爷爷家住过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都是被那股檀香味熏醒的。迷迷糊糊地爬起来,透过堂屋的门缝看过去,
就能看见爷爷跪在香案前的背影。他的腰已经弯了,但跪下去的姿势还是很端正,双手合十,
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有时候凑近了听,发现他在和菩萨说话,
语气平常得像在跟邻居聊天:“今天天气好,我把菜园子翻了翻。
”“村东头老张家的媳妇生了,是个闺女,六斤八两。”“南边的水田该灌水了,
明天得早点起来。”——就像在跟一个住在他家里的人拉家常。第二个变化是,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叫他“守根”,或者“陈队长”,
语气里是平辈人的随意和尊重。但自从那晚之后,
大家开始叫他“根叔”——后来变成了“根公”——语气里多了一种小心翼翼的东西。
小孩被他摸头的时候,大人会在旁边紧张地盯着,好像怕他突然变成另一个人。
但爷爷自己倒是没什么架子。他该下地还是下地,该挑粪还是挑粪。他不摆谱,不收钱,
不搞特殊。有人来求他办事,他就放下手里的活,听人家说。听完了,如果觉得确实该问,
他就去香案前点上香,等着。等什么?等菩萨来。这个过程,村里人管它叫“降马”。
4 降马显神通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降马”,是十岁那年的秋天。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
远远就看见我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我挤进去,发现堂屋里坐着一个外村来的妇人,四十来岁,
面色蜡黄,眼睛哭得肿成了一条缝。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也是一脸愁苦。
我爷爷坐在香案旁边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但没有喝。他的表情很平静,
甚至可以说是淡漠,和平日里笑眯眯的样子完全不同。他在听那个妇人说话。
妇人说的是她儿子的事。她儿子那年十八岁,在镇上打工,前几天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送到医院,医生说脊椎伤了,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妇人在镇上的医院里守了三天三夜,
实在没有办法了,经人介绍,找到了石桥村来找“根公”。“根公,
”妇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求求您,求求菩萨,救救我儿子。
他才十八岁啊……”爷爷没有扶她。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香案前。
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三炷香,插进香炉里。然后他退后一步,垂手站着,闭上了眼睛。
堂屋里安静极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连呼吸都压到了最低。我站在人群后面,
踮着脚往里看,大气都不敢出。香燃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爷爷的身体开始发抖。
那种抖不是冷,也不是怕,而是——怎么说呢——像一台老旧的机器被突然通了电,
整个机身都在震颤。他的肩膀先开始抖,然后是手臂,最后全身都在微微地颤动。
他的头低了下去,下巴几乎抵到了胸口,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在不停地屈伸。
然后他抬起了头。他的眼睛变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爷爷的眼睛从原本的深褐色变成了一种近乎琥珀的颜色,瞳孔放大,
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眶。那双眼睛是亮的,但不是反射光的那种亮,而是本身就在发光,
像两颗被擦亮的铜纽扣。他整个人的气质也变了。方才那个佝偻的、温和的老头不见了,
站在我面前的仿佛另一个人——不,不是人,是一种更庞大的、更沉重的存在。
他的腰板挺得笔直,肩膀展开,下巴微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那种无表情本身就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我后来见过很多次“降马”,
每一次的感觉都一样——那个站在香案前的不是我的爷爷,
而是一个借用了他的身体的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不凶,不恶,甚至可以说是慈悲的,
但它太大了,大到这间堂屋装不下,
大到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都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灰尘。爷爷——或者说,
菩萨——开口了。声音也变了。爷爷自己的声音是沙哑的、温吞的,像一把用久了的旧锄头。
但这个声音低沉、缓慢、清晰,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甸甸地落在地上。“你儿子的事,
我知道了。”那个妇人跪在地上,浑身发抖,不敢抬头。菩萨说:“他的腿……摔得很重。
但脊柱没有断,只是错了一节。你们找的医生不对,换一个。去南昌,找中医院,
姓洪的一个大夫。他能治。”妇人和她的丈夫拼命磕头,额头撞在砖地上,咚咚响。
菩萨又说:“但不要全指望医生。你儿子心气高,摔了这一下,心里头过不去。
你得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腿好了,还能走;心要是灰了,
就真的站不起来了。”说完这些,爷爷的身体又抖了一下,幅度比之前大得多,
像被人推了一把。他的眼睛慢慢变回了原来的颜色,整个人像是被放了气的气球,
一下子瘪了下去。他踉跄了一步,扶住了香案的边沿,脸色白得像纸。我奶奶从厨房冲出来,
扶住了他。她熟练地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剥了糖纸塞进爷爷嘴里——后来我知道,
每次“降马”之后,爷爷都会低血糖,必须马上补充糖分。
那个妇人后来真的带着儿子去了南昌,真的找到了中医院一个姓洪的骨科大夫。
那个大夫看了片子,说脊柱确实错了一节,但没有完全断裂,做了一次复位手术,
又养了三个月,她儿子真的站起来了。后来虽然走路有点跛,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
这件事传开之后,来找爷爷的人更多了。香案上方的墙上,后来渐渐挂满了红布。
那些红布长短不一、新旧各异,有的已经褪成了暗粉色,有的还是鲜亮的朱红。
每一块布上都用毛笔写着字——某某敬献、某某全家感恩之类的。布条一条挨着一条,
从墙头垂下来,像一片红色的帘子。这是石桥村一带的规矩。凡是被菩萨帮过的人,
事后都要送一块红布来,挂在香案上方,算是还愿。村里人说,红布是给菩萨的“衣裳”,
菩萨帮了你,你得给她添件衣裳穿。我小时候觉得那片红布帘子很好看,
阳光从堂屋的窗户照进来,穿过红布,在地上投下一片暖红色的光。我常常趴在那片光里玩,
看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动。爷爷有时候会蹲在我旁边,
指着某一块红布说:“这块是村西头你刘婶送的,那年她男人在矿上被埋了,
挖了三天没挖出来,菩萨说了个方位,第四天就找到了。这块是隔壁王家营的,
他家孩子被拐了,菩萨画了一道符,贴在大门口,
第三天孩子自己回来了……”每一块红布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那些故事有的离奇,有的平淡,
但无一例外,都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爷爷——或者说,
菩萨——就是那根稻草。5 鹊桥仙救童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
那时候我已经出生了,但还很小,完全不记事。这个故事是我妈后来讲给我听的。
石桥村村口有一条公路,那时候还是砂石路,
但来来往往的车不少——拉矿石的大卡车、跑运输的货车,开得都很快,轰隆隆地过去,
扬起一路黄尘。村里的大人反复叮嘱自家孩子,不许到公路上去玩。但孩子哪里听得进去?
村东头老周家有个孙子,叫周小军,那年大概五六岁,正是猫嫌狗厌的年纪。有一天下午,
他趁奶奶在屋里睡午觉,偷偷溜出了家门,一个人跑到公路上去玩了。他在路边捡石头,
往水沟里扔,看水花溅起来,玩得不亦乐乎。玩着玩着,一块石头滚到了马路中间,
他跑过去捡——一辆拉煤的货车正好开过来。司机后来跟交警说,他看到了那个孩子,
但距离太近了,刹车根本来不及。他猛打方向盘,车头偏了一下,但还是撞到了孩子。
孩子被撞得飞了出去,滚进了路边的深水沟里。深水沟有两米多深,底下全是乱石和淤泥,
常年积着半人深的水。司机把车停下来,跑到沟边一看,水面上漂着孩子的一只鞋,
但人看不见了。他以为孩子肯定没了,吓得瘫在地上。村里人听到动静跑过来,
几个年轻人跳进水沟里摸。水很浑,什么都看不见,他们用手在淤泥里扒拉,
扒了大概五六分钟——孩子从水里冒出来了。是自己冒出来的。据当时在场的人说,
水面上突然咕嘟咕嘟冒了一串泡泡,然后孩子的头就露了出来。他咳嗽了几声,吐了两口水,
哇的一声哭了。把他拉上来之后,大家检查了一遍——身上连个擦伤都没有。衣服湿透了,
但人好好的,活蹦乱跳的,就是吓坏了,一直哭。这件事在村里炸开了锅。
大家都说不可思议,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底下全是石头,怎么可能一点伤都没有?
货车撞的那一下也不轻,孩子飞出去好几米远,居然骨头都没断一根。
后来有一次“降马”的时候,有村民想起了这件事,就问了菩萨一句——“菩萨,
上次周家的小军被车撞了掉进水沟里,一点事都没有,是不是您老人家护的?
”菩萨说——那时候菩萨正借着爷爷的身体坐在堂屋里,声音慢悠悠的——“不是我。
那天是七月初七,七夕节。天河边上有一位过路的神仙,正巧从那边经过,
看见那孩子要遭难,顺手捞了一把。”“什么神仙?”村民追问。
菩萨笑了笑——爷爷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不属于他的笑容,
那笑容里有一种悠远的、看惯了天上人间的意味——“天河边上管鹊桥的。
你们人间叫他鹊桥仙。他那天是去搭桥的路上,路过此地。那孩子命里有一劫,
但不到走的时候,他就给挡了一下。”村民又问:“那那位神仙现在还在吗?”“走了,
”菩萨说,“桥搭完了,他就回去了。天上的事,不比人间的少。
”这个故事后来在村里传了很久。周小军长大以后去了广东打工,
每年过年回来都会来我家坐坐。周小军三十岁那年结了婚,结婚那天特意来给菩萨上了香,
磕了三个头。他跪在香案前的时候,我站在旁边,
看到他后脑勺上有一小块疤——那是当年车祸留下的唯一痕迹,在头发里藏着,
不仔细看发现不了。他磕完头站起来,对我爷爷说:“根公,替我谢谢菩萨。
”爷爷笑眯眯地摆摆手:“谢什么,你自己的命。”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末。
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记事了。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个少女——她叫陈秀英,
按辈分我该叫她姑姑——她家就在我家隔壁。陈秀英那年大概十七八岁,长得白净秀气,
是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姑娘。她性子也好,见人就笑,嘴甜,村里老人都喜欢她。
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好的姑娘,突然有一天就疯了。我记得那天傍晚,我正在家里吃晚饭,
隔壁突然传来一声尖叫——不是普通的喊叫,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变了调的尖叫,
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我吓得筷子都掉了。
然后就是一阵嘈杂的声音——陈秀英的妈在哭,她爸在喊,还有碗碟摔碎的声音。
我奶奶放下碗筷就往隔壁跑,我偷偷跟在后面。透过陈秀英家的窗户,
我看见陈秀英蹲在堂屋的角落里,双手抱着头,浑身发抖。她的头发散乱着,遮住了半张脸,
但露出来的那只眼睛是直的、空的,像一潭死水。她的嘴巴在动,但不是在说话,
而是在发出一种含混的、像动物一样的呜咽声。她妈蹲在她面前,一边哭一边喊:“秀英!
秀英!你看看妈!你看看妈!”但陈秀英好像听不见。她把头埋得更深了,
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像一只受惊的动物。那天晚上,陈秀英闹了大半夜。她不吃不喝,
不让人靠近,谁碰她她就咬人。她爸试图把她抱到床上去,被她一口咬在了手臂上,
鲜血直流。但奇怪的是,天亮之后,她就恢复正常了。她像没事人一样从角落里站起来,
理了理头发,问:“妈,我咋在这儿蹲着?我咋不记得了?”她妈又惊又喜,
赶紧给她洗脸梳头,问她饿不饿。她说不饿,就是有点累,想睡觉。然后就回屋睡觉了,
一觉睡到下午,起来后又好好的,有说有笑的。但到了傍晚——太阳一落山,她又疯了。
和前一天一模一样——尖叫、发抖、缩在角落里,发出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呜咽声。
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每天都是这样——白天好好的,一到傍晚就犯病。
她爸妈急得头发都白了,带她去镇上的卫生院看,医生说是精神方面的毛病,但他们治不了,
建议去县里的精神病院。她爸借了钱,借了村里唯一的拖拉机,把她送到县里。
县里的医生看了,开了一些药,吃了也没用。到了傍晚,她还是照疯不误。
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她是被什么东西冲撞了,有人说她在外面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
有人说她是在山上碰到了什么。她妈急得没办法,最后来求我爷爷。
那天傍晚——就是陈秀英快要犯病的时候——她爸妈把她架到了我家堂屋里。
陈秀英那时候已经开始犯病了,眼睛直勾勾的,嘴里嘟嘟囔囔的,但还没有完全发作。
爷爷看了她一眼,没有多说什么,走到香案前,点了香。这一次“降马”来得很快。
香刚点上,爷爷的身体就开始抖了。他的眼睛变成琥珀色的那一刻,
陈秀英的反应很大——她突然尖叫了一声,整个人往后退,缩到了堂屋的角落里,
双手抱着头,全身剧烈地发抖。但这一次她的抖和之前不一样,之前像是害怕,
这一次更像是……愤怒?或者说,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制住了,在挣扎。菩萨开口了。
那个低沉的声音在堂屋里回荡——“是一只狐狸。”陈秀英的妈跪在地上,
浑身哆嗦:“狐……狐狸?”“男狐狸,”菩萨说,“在山里修了几百年,修出了一些道行。
他在山上看到了这个姑娘,就跟着回来了。他想要她。”“想要她?
”陈秀英的妈声音都变了,“想要她做什么?”菩萨没有直接回答。沉默了一会儿,
说:“不是害她。狐狸修仙,要借人气。他跟着她,是想借她的身子修自己的道。
但他不知道,人和狐狸的命理不一样,他靠得太近了,把她的魂给冲散了。
所以她一到阴时——就是太阳落山、阴阳交替的时候——就会失魂。”“那……那怎么办?
”陈秀英的爸急得满头大汗,“菩萨,求求您,救救我闺女!”菩萨说:“你们回去,
在她的枕头底下放一把剪刀,刀口朝外。在她的床的四只脚下,各垫一块桃木片。
在她的房门口,撒一圈米——不是普通的米,是用朱砂水泡过的米。连着做七天。
”“然后呢?”“第七天的晚上,你们会听到门外有动静。不要开门,不要出声,
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动。等到鸡叫了,就没事了。”陈秀英的爸妈拼命磕头,千恩万谢。
菩萨又说了一句:“那只狐狸,修行不易。他不懂事,伤了这个姑娘,但不是存心的恶。
你们不要去找人收他,赶走就行了。给他留条路。”说完这些,爷爷的身体又抖了一下,
恢复了正常。他脸色惨白,靠在椅背上,我奶奶赶紧给他塞了一颗糖。陈秀英的爸妈照做了。
他们在她的枕头底下放了剪刀,床脚垫了桃木片,房门口撒了朱砂泡过的米。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陈秀英的病情一天比一天轻,到了第四天,
傍晚的时候她只是有些恍惚,没有完全发作。第五天、第六天,基本上已经正常了。
到了第七天晚上,陈秀英的爸妈按照菩萨的吩咐,早早就关了灯,躲在屋里,大气不敢出。
后半夜——大概是凌晨两三点钟——他们听到了动静。先是门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像有什么东西在门口徘徊。然后是“沙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米上走路。接着,一只狗?
不对,不是狗——是一种更尖细的、更急促的喘息声,
还夹杂着一种奇怪的、像小孩子哭泣一样的声音。那声音在门口转了很久,
中间还试图推门——门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没有被推开。然后,突然安静了。
安静了大概一炷香的功夫。然后——陈秀英的妈后来说,
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声音——门外传来了一声很轻的、很长的叹息。
那声叹息里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可奈何的悲伤。
像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终于不得不放手了。鸡叫了。天亮了。从那以后,
陈秀英再也没有犯过病。她后来嫁了人,嫁到了隔壁镇,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平平常常。
她每年回娘家的时候都会来我家坐坐,给我爷爷带点水果什么的。她不太爱提当年的事,
但有一次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了很久。她说:“其实我能感觉到。那些天,
他就在我身边。他不坏,就是……太近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飘向远处的山,
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个很久不见的故人。6 非典预警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二〇〇三年。
那一年,我十七岁,正在县城读高中。三月的某一天,学校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老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然后每个班都发了一瓶消毒液,要求我们每天擦桌子、洗手。
校门口多了一个体温检测点,每个进校的人都要量体温。有同学发烧,
立刻就被隔离了——单独安排了一间宿舍,不许出来。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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