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陈家祠堂。族里十几位长辈坐得整整齐齐,等着听婆母念年终账目。
婆母翻开账本的时候,手很稳。她念了三笔开支,停下来喝茶。我站起来。
“我这里也有一本账。”满屋子的人都看向我。婆母端茶的手顿了一下,没放下,也没喝。
我把自己记了一整年的账本摊开,搁在她那本旁边。“两本账,劳烦各位叔伯对一对。
”1、嫁进陈家那天,下着雨。迎亲的轿子从南街抬过来,经过我爹的布庄门口,
我听见外头有人小声议论——“陈家二房娶了个商户女,图什么呢?”“还能图什么,
图嫁妆呗。”轿帘挡着,我看不见说话的人。进了陈家大门,婆母站在正堂等着。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转头对身边的柳妈说了句话。声音不大,但堂里安静,
每个字都送进了我耳朵。“模样倒还周正,就是这手——”她没说完。
柳妈替她接了:“太太是说,一看就是翻过账本、沾过铜臭的手。”婆母没否认,笑了笑。
“会算账也不是坏事。只是管家不是算账,这里头的门道多着呢。”我低着头行了礼,
没接话。我爹在我出嫁前说过一句话——“到了人家家里,先别说话,先看账。
”我爹是商人,商人信账本不信嘴。婚后第三天,婆母给大嫂周氏和我分了差事。
大嫂管外院采买、人情往来、庄子上的租子。我管——花园里那几盆兰花。“你刚进门,
先养养性子。”婆母说这话的时候正给大嫂递一串库房钥匙,头都没转过来。
我接过一把小剪刀和一本《兰谱》。翠屏回屋后替我抱不平,我让她闭嘴。
我拿着那把剪刀去了花园,修了一下午的兰花。晚饭时婆母问我花养得怎么样。
“有两盆根烂了,”我说,“盆底没有排水的孔,积了水。”婆母筷子顿了一下。“是吗?
那你处置吧。”我没再说话。但我知道她听懂了我的意思——我不只是在说兰花。
日子就这么过。怀安每月从外地写一封信回来,问我过得好不好。我回信说好。
不是因为真的好,是因为他远在三百里外的铺子上,知道了也回不来,
回来了也改变不了什么。有一回月中,婆母的娘家来了客人。大嫂陪着说话,我在一旁倒茶。
来客是婆母的堂嫂,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耳朵有点背,说话声大。她看了我一眼,
问婆母:“这是你家新进门的二奶奶?”婆母嗯了一声。“听说是做买卖人家的?”“是。
”老太太上下打量我,转头对婆母说:“做买卖人家的闺女,规矩上差了点。
不过在家里养一养也就是了。你慢慢教。”她以为我听不见,或者觉得无所谓。
大嫂在旁边低头喝茶。我倒完茶,退到了后面。那天晚上翠屏帮我拆头发的时候,
手劲大了些。“奶奶,您不委屈吗?”“委屈什么。
”“那个老太太说您——”“她说的是实话。”我看着铜镜里自己的脸。
“商户女确实规矩差。但规矩差不要紧,账算得清就行。”翠屏没听懂。
我也没打算让她听懂。婆母不是恶人。她给我吃穿用度都不差,每月按时发月例银子,
换季衣裳也一件不少。只是所有重要的事,都没我的份。月初对账,
她和大嫂关了门说半天;庄子上来人回话,叫大嫂去听;连年节给各府送礼的单子,
都是大嫂拟的。我呢?养兰花。“弟妹真是好福气,”大嫂有一回在饭桌上笑着说,
“嫁进来什么都不用操心。”我夹了一筷子菜,没抬头。“是啊,多亏嫂嫂辛苦。
”大嫂笑得更开了。婆母满意地点了点头。真正让我起心思的,是入夏后的一件事。
那天我去厨房要冰,管厨房的王婶说今年冰贵,太太发话了,各房减半。我没多想,
少用就少用。但第二天我经过大房院子门口,
听见里头丫鬟在说——“大奶奶要的冰镇酸梅汤备好了。”减半?大嫂那边的冰,一点没减。
我没声张。回屋后翻出我爹给我陪嫁的那本旧账簿——空白的,一个字没写。我坐在桌前,
提笔蘸墨,写下了第一行:“六月初三,公中采冰——”2、从那天起,我开始记账。
不是记我自己的账,是记整个陈家的账。我爹做了三十年布商,
他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钱去了哪里,看账本比问人准。人会撒谎,银子不会。
我没法看到婆母的账本,但我能看到进出的东西。每天早上厨房采买多少斤菜、多少斤肉,
我让翠屏去灶上“帮忙”的时候顺带看一眼。外院门房那里每天来多少送货的车,
翠屏跟门房婆子闲聊时听来的。庄子上每季送多少租子进来,
送租的那天我正好在二门内的抄手游廊晒兰花。我不偷看,不翻东西,也不打听。
我只看那些摆在明面上的进出。然后回屋记账。柴米油盐多少钱,绸缎布匹多少钱,
下人月例多少钱——这些市价,是我从小在布庄里就烂熟于心的。三个月后,
我算出了第一笔对不上的数。公中每月买绸缎的开支,婆母报给族里的数目是一百二十两。
但我按实际进货量和市价算,撑死了七十两。差了五十两。不多不少,每月都差这个数。
有天三婶来串门。三婶嫁进陈家比大嫂还早两年,是个嘴碎但心不坏的人。
她带了自己腌的酱菜来,说是“你一个人在家怪闷的”。其实是来打探消息。“弟妹,
你婆婆还不让你管事呢?”三婶嗑着我的瓜子,声音压得半低不低。“没有。我养花挺好的。
”“养花……”三婶嘁了一声,“你养花,大嫂管钱。
你知不知道上个月大嫂给她娘家送了多重的礼?”“不知道。”“六匹杭绸。六匹!
我们三房连两匹都领不到。”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瞪得很圆,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
“嫂嫂,这种事——”“你别嫂嫂嫂嫂的。我告诉你,你婆婆那碗水,从来就没端平过。
”我给她续了茶。“三嫂说得对,我以后注意。”三婶走了以后,
我把“六匹杭绸”记进了账本。市价,每匹约十五两。六匹,九十两。这笔钱,
走的哪个账目?我没急。我爹说过,一个月的账说明不了什么,
可能是价格波动、人情赠送、或者账目归类不同。
但如果连着三个月、半年、一整年都差同一个数——那就是有人在吃。我继续记。
秋天的时候,怀安回来了一趟。住了五天,走的那天清晨,他坐在床边穿衣服,我躺着没起。
“娘是不是为难你了?”他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没有。”“你别骗我。”“没有为难,
”我说,“就是不让我干活。”他系腰带的动作停了一下。“娘那个人……她不是针对你。
大嫂进门早,管了这么多年家,突然换人,面子上——”“我知道。”他转过来看我,
欲言又止。我替他说了:“你想说让我再忍忍。”他没否认。“晴娘。
”他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很轻。“等铺子那边稳了,我回来想办法。”我看着他,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铺子什么时候能“稳”,他说不准,我也说不准。怀安走后第三天,
我爹托翠屏带了一封信进来。不是家常话。爹在信里说,
南街永昌号丝行的老板娘前几天来布庄买布,
闲聊时提了一嘴——“陈家大房的奶奶去年秋天跟我们合伙做丝绸,赔了。
欠了一千二百两本金,到现在还没还清。”爹没多问,
但他在信尾加了一句:这个事你心里有数就行。一千二百两。我把信反复看了三遍。
大嫂做丝绸生意,赔了一千二百两。这笔钱,她拿什么还?3、我给爹回了一封信,
只问了一件事:永昌号那笔债,现在还剩多少?爹的回信两天后到了。信很短:加上利钱,
大嫂到今年年底该还一千五百两。永昌号没追太紧,因为陈家是本地大户,他们怕撕破脸。
但信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坐直了身子。“永昌号的老板娘说陈家已经还了八百两,
剩七百两年底前结清。”已经还了八百两。这八百两从哪出的?大嫂自己的嫁妆?不可能。
大嫂进门时嫁妆单子全族传阅过,值钱的是几亩薄田和两箱衣裳首饰,拢共折价不到三百两。
这钱是公中出的。再对一对我的账。我从六月开始记,连着四个月,
绸缎采买的账每月都多出五十两。如果这个差额从去年大嫂赔钱时就开始了,
往前推十二个月——六百两。往前推的部分我没有一手记录。但绸缎庄的出货量是稳定的,
我爹和他们年年对账,市价波动不超过一成。五十两的差额不是波动,是固定的口子。
还差二百两。我又翻了一遍账。
然后我找到了:今年正月修缮大房屋顶那笔“工钱”——二百两。可大房的屋顶去年刚修过,
今年根本没动过工。六百加二百,八百两。分毫不差。我还想查剩下的两千两百两去了哪。
但这已经不是我在内宅能查到的了。
去库房旁边的小院子看花——那是我唯一能合理出现在后宅深处的理由——经过库房门口时,
里面有人说话。是柳妈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声音。“这几匹料子太太说给大奶奶送过去,
走人情那本账,别写到月例上。”“知道了。”脚步声朝门口过来。我转身就走,
但来不及了。柳妈推门出来,正好和我打了个照面。她脸色变了一瞬。“二奶奶,
您怎么在这儿?”我指了指手里的花剪。“婆母让我修的那盆墨兰,
我记得以前搁在这边院子里。”柳妈的眼睛在我脸上搜了一圈。
“墨兰上个月挪到前院廊下了。”“是吗?那我记错了。”我笑了笑,转身走了。走了十步,
后背才出的汗凉透了衣裳。回屋后我把花剪放下。翠屏看我脸色不对。
“奶奶——”“柳妈今天看见我了。”翠屏一惊。“以后不去库房那边了。”我说,
“该查的已经够了。”果然,没过三天,柳妈的汇报起了作用。婆母对我的态度微妙地变了。
以前她只是不给我差事,现在她开始主动找我说话——问我兰花养得怎么样了,
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问我跟翠屏出门去了哪里。每一句都是闲聊。每一句都像在试探。
我把账本收好,锁进柜子最底下的抽屉。坐了很久。窗外天快黑了,翠屏进来点灯,
叫了我两声我才回过神。“奶奶,您怎么了?”“没什么。”我不是在想要不要揭发。
我是在想——婆母为什么要替大嫂补这个窟窿。偏心是一回事。
拿全家的银子去填一个人的债,这不是偏心,是护短护到了丧失底线。
如果永昌号的债填完了也就罢了,可还差七百两。年底前要结清。公中还有七百两吗?
按我的账算——没有。所以腊月的年终账,婆母怎么交代?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最近婆母脾气越来越差。4、十月初,婆母把我叫去正堂。
“有件事交给你办。”她的语气不像往常那样淡淡的,甚至带着点笑意。“腊月年关将近,
厨房的开支要理一理。这个月的厨房采买,你来管。”我看了她一眼。“太太信得过我?
”“信不信得过,试试不就知道了。”她端起茶盏,“你不是商户女嘛,
账本上的事应该得心应手。一个月,我看看你的本事。”大嫂站在旁边,表情很淡。
但她出门时回头看了婆母一眼。那一眼很快,我差点没捕捉到。是一个确认的眼神。
我接了差事。回屋后翠屏替我高兴,我让她把门关上。“这是考我呢?”翠屏问。“不是考。
”我把桌上的茶杯往前推了推。“是坑。”但凡给人管账,最怕什么?不是账管不好,
是账被人动了手脚。我管厨房,经手的每一笔银子都要有凭据。
婆母只要在中间做一点文章——比如让供货的商家改一改送货单,
或者让厨房的人虚报个数目——月底一对账,差的那笔银子就在我头上。
她就可以当着全族的面说:看吧,商户女就是这样,上手就往自己兜里揣。我想到这一层,
所以我比她更仔细。每天的采买,我亲自去厨房过目。每一斤菜、每一块肉,
我都让翠屏当场称过、当场记下。送货的菜贩子来了,我让他按手印。
菜贩子吓了一跳:“二奶奶,买个菜还要按手印?”“别嫌麻烦,”我说,
“你多送了我不赖你,少送了你别赖我。咱们两清。”菜贩子按了。后来他跟别的商贩说,
陈家二奶奶买菜跟签契书似的。我知道他们笑话我。
但我爹说过一句话:账面上干净的人不怕别人笑,怕的是账面不干净还不让人查。
管厨房这一个月,我还做了一件事:把所有采买单子抄了两份。
一份交柳妈带走——她每天都来收当天的单子,说是“太太要看”。一份我自己留底,
锁在屋里。翠屏问我何必这么麻烦。“因为交出去的东西,不一定还是原来的样子。
”翠屏似懂非懂。十天以后她就懂了。柳妈每天都来厨房转一圈。前几天是看看菜色,
后来开始问价钱——“今天的鱼怎么这么贵?”“这肉不新鲜吧,是不是被人换了?
”我不接她的茬,只把当天的采买单子递给她看。“柳妈要是觉得贵,
明天我带你一起去菜市,你亲自挑。”柳妈讪讪地走了。十月二十二,出事了。
那天早上我去厨房对账,发现前一天买鲈鱼的单子被人改过。原本写的是“鲈鱼四条,
共三钱二分”,被改成了“鲈鱼四条,共五钱六分”。字迹模仿的是我的笔迹,
但收笔的习惯不对——我写“钱”字最后一笔是往左收的,改过的字是往右挑的。
翠屏也发现了。“奶奶,这——”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把改过的单子和我自己留底的原始记录都收好了。然后我去找了卖鱼的刘家。
刘家婆娘翻了自己的账本,白纸黑字写着“三钱二分”。我请她写了一份证明,按了手印。
“刘婶,这个月底之前,有人来找你问鱼价的话,你照实说就行。”刘家婆娘点头。
我回去的路上,绕道经过大嫂院子。不是故意的——那条路是去厨房最近的捷径,
平时我走惯了。大嫂的院子在内宅深处,平时除了她自己人,很少有人经过。也许正因如此,
她说话从不避讳。院门关着,但窗户开了半扇。
里面传来大嫂跟丫鬟的声音——“让柳妈办事怎么这么慢,都十天了才改了一张。
”丫鬟说:“柳妈说二奶奶看得紧,不好下手。”“那就多改几张,到月底一起给太太交差。
”我没停步,走了过去。回屋后我坐在桌前,一口气把那段对话逐字写了下来。
日期、时辰、我站的位置,全部记清楚。写完后我看着那张纸。一次偷听。
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够了。5、十月底,婆母叫我去交账。正堂里不止婆母和大嫂,
还坐着四叔公和三婶。四叔公是族里辈分最高的长辈,平时轻易不出面。他来了,
说明婆母请了“裁判”。我心里一沉,但脚步没停,走进去行了礼。“厨房这个月的账,
理清了?”婆母问。“理清了。”我把账本递上去。婆母没接,示意柳妈接。柳妈翻了两页,
然后从袖子里拿出另外几张单子——就是那些被篡改过的采买记录。“太太,
奴婢查了这个月的单子,有几笔对不上。”柳妈的声音不高不低,
刚好让在座的每个人都听见。她把单子递给四叔公。四叔公看了一眼,皱了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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