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厂往事他保小三弃我，我让他破产

一九八八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了钢铁厂。身为技术科长的我，

被贴在了第一批下岗名单的最显眼处。而制定这份名单的，正是我的厂长丈夫，赵卫国。

我不解，不甘。全厂只有我懂那台进口德国机床的操作，我为厂里拿过无数先进。办公室里，

赵卫国甚至连头都不抬，正忙着给他的徒弟江琴指导转正申请：“江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离了这份工作就会饿死。你有我养着，在家享福还不行吗？”“我们要有大局观，

要把饭碗留给更需要的人。”这一刻，我心如死灰。摘下工牌放在桌上的那一刻，

我笑了：“好，这福气给你，我不伺候了。”离开厂子没多久，

南方一家民企就高薪聘请我去当技术总监。一年后，赵卫国的厂子因为机床故障导致停产，

面临倒闭。他满身油污，狼狈地堵在我公司门口求我回去救急。1、名单贴出来的时候，

我正在车间里调那台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这是厂里花大价钱从西德买来的宝贝疙瘩，

全厂上下除了我，没人能让它正常运转。油腻的工单上还留着我早上记录的参数，

笔尖的墨水被车间的热气熏得有些晕开，像极了我此刻眼前突然发黑的感觉。“春兰姐，

你、你快去看看吧！”车间的小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上全是汗，

“宣传栏那边...下岗名单...”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在地上。

八八年开春，改革的风吹进了钢铁厂，谁都知道要裁人，可没人会想到裁到我头上。

我是技术科长，去年刚评上省里的劳动模范，

那台德国机床的说明书还是我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走到宣传栏前，人群已经围得水泄不通。

红纸黑字，第一批下岗职工名单，我的名字沈春兰三个字，端端正正地排在第一行，

像三把刀戳在纸上。“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谁定的名单？

”“赵厂长亲自定的。”工会主席老张不敢看我眼睛，搓着手说，“春兰啊，你是干部家属，

要有觉悟...”干部家属。我咀嚼着这四个字，突然想笑。

五年前赵卫国还是车间主任的时候，是我连夜帮他赶制提干材料；三年前他竞选厂长，

是我守着那台机床三天三夜没合眼，帮厂里赶出一批急单，给他攒足了政绩。

现在我是“干部家属”了，是要为“大局”牺牲的对象了。我转身就往办公楼走。

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咔咔地响，每都像踩在我和他的过去上。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

赵卫国正坐在办公桌后面，身子前倾，手里握着钢笔，在一份表格上指指点点。

他旁边站着一个穿淡蓝色工装的女人，微微弓着腰，胸脯几乎要贴到他肩膀上。那是江琴，

厂办去年分来的学徒工，赵卫国亲自带的徒弟。“卫国。”我喊了一声。赵卫国抬起头，

眉头皱起来：“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等消息吗？”“等消息？

”我把心里的火往下压了压，“等我下岗的消息？”赵卫国放下钢笔，靠在椅背上，

表情是我熟悉的、那种对外人展示的威严：“春兰，这是厂党委集体研究的决定。

你要有觉悟。”“觉悟？”我指着窗外，“全厂只有我能操作那台德国机床，

上个月市里来的检查组还说我技术过硬，要给厂里争光的。现在你让我下岗？

”“技术可以学，人是第一位的。”赵卫国语气平淡，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

“江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离了这份工作就会饿死。你有我养着，在家享福还不行吗？

”我看向江琴。她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确实长得白净，工装洗得发白但熨得服帖，

此刻正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她身边放着一个搪瓷杯，

杯身上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那是我去年送给赵卫国的生日礼物。“我们要有大局观，

”赵卫国继续说，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要把饭碗留给更需要的人。江琴这个情况，

组织上必须照顾。”我突然觉得眼前的男人陌生得可怕。五年前我们在职工食堂结婚，

他当着全厂人的面说会尊重我的事业，说我的技术就是厂里的宝贝。现在他说“在家享福”，

好像我这八年每天泡在机油里的日子，那些为了看懂德文说明书啃字典到深夜的时光，

都成了一场笑话。“赵卫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很轻，“你记得三年前那次吗？

机床半夜故障，是你背着我走了三公里山路去厂里，你说我的技术比命还金贵。

”赵卫国眼神闪了一下，不耐烦地摆摆手：“那是以前。现在情况不同了。春兰，别闹了，

回去收拾收拾，晚上江琴来家里吃饭，我帮她庆祝转正。”庆祝转正。

原来她顶的是我的位置。我看着江琴，她刚好抬起头，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那一瞬间，

我在她眼里看到的不是愧疚，而是一种隐秘的、带着挑衅的得意。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肚子那里微微隆起，我这才注意到，她怀孕了。孩子是谁的？

这个问题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子。我想起这半年来赵卫国频繁的“加班”，

想起他衬衫上陌生的雪花膏味，想起他最近总是护着江琴说话的样子。“好。”我点了点头，

突然笑了，“这福气给你，我不伺候了。”我摘下胸前的工牌，那是铜质的，

上面刻着“技术科长”四个字，边缘已经被磨得发亮。我把它轻轻放在赵卫国的办公桌上，

金属与木头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沈春兰！”赵卫国猛地站起来，“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转身往门口走，“离婚报告我明天送到厂里。赵卫国，咱们两清了。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我站在宣传栏前，看着那个红榜上我的名字，

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墨水混着雨水晕开，像一道伤疤。

身后传来脚步声，江琴撑着伞走过来，声音软得像棉花：“春兰姐，对不起啊，

我也不想这样的。是赵厂长非要照顾我...他说我一个女人不容易。”我转过头看着她。

雨水顺着她的伞沿滴下来，她化着淡妆，嘴唇涂着时下流行的朱红色，

确实比我这个每天钻车间的黄脸婆好看多了。“江琴，”我平静地说，

“你知道那台德国机床如果操作不当，会出什么事吗？”她愣了一下。“会爆炸。

”我笑了笑，“你保重。”2、我回到家属楼的时候，雨已经下大了。

这是厂里分给干部的两居室，墙皮有些泛黄，客厅正中间挂着我和赵卫国的结婚照。

照片里的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我穿着的确良衬衫，两个人都笑得一脸拘谨。那是八三年，

我二十六岁，他二十八岁，我们以为抓住了幸福。我拖出床底下的樟木箱子，开始收拾衣服。

动作很机械，脑子却很清醒。八年了，我从省城机械学校毕业分配到这家厂，

从普通技术员干到科长，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这里。现在我要走了，

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和满脑子的技术图纸，竟然没什么可带的。门被猛地推开，

赵卫国带着一身湿气冲进来，身后跟着江琴。“沈春兰，你闹够了没有？

”他一把按住我的箱子，“就因为我让江琴转正？你至于吗？”我抬头看着他。

他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眼睛里全是怒火，好像做错事的人是我。“至于。

”我推开他的手，“赵卫国，我们完了。”“你！”他扬起手，似乎想打我，

但最终没有落下去，“你冷静点！江琴她怀孕了，孩子爹跑了她一个未婚姑娘怎么活？

我这是帮厂里解决困难！”我停下动作，看着他：“孩子是谁的？

”赵卫国脸色变了变：“你胡说什么？当然是她以前的对象的，跑了的那个...”“是吗？

”我冷笑，“赵卫国，你当我是傻子？你身上那股雪花膏味，和江琴用的是一个牌子。

你最近三个月加班的记录，我都去门卫那看过了，有七次你根本就没出厂门，

江琴的单身宿舍就在办公楼后面那排平房。”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江琴在后面哭起来：“春兰姐，你误会了，我和赵厂长是清白的...孩子是前男友的，

他不要我了...赵厂长可怜我...”“可怜到让你睡我的床？”我突然爆发，指着卧室，

“上个月我去省城开会三天，回来床单上是什么？你们当我闻不出来？”那是上个月的事。

我提前一天回来，推开门就闻到一股腥甜的味道。床单是换过的，但床垫上的痕迹骗不了人。

赵卫国解释说是他喝多了吐的，我当时信了，或者说，我选择信了。现在看着他们的表情，

我知道我猜对了。赵卫国沉默了几秒，突然说：“既然你知道了，我也不瞒你。

江琴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但她是无辜的，她喝多了，我...”“你什么？

”我打断他，“你禽兽不如？”“沈春兰！”赵卫国恼羞成怒，“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她一个姑娘家，被我...我已经对不起她了，不能再让她丢了工作！你不一样，

你是正经的干部家属，就算下岗了，我还能养着你。她呢？她回去种地吗？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突然觉得恶心。不是愤怒，是生理性的恶心。

我曾经以为他是我的天，是我的依靠，是我在这冰冷工业世界里唯一的温暖。

现在他站在那里，为了另一个女人，把背叛说得如此理直气壮。“赵卫国，”我慢慢地说，

“你还记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吗？你说我的技术是我的命，让我千万别为了家庭放弃事业。

你说你喜欢看我穿工装的样子，说我比那些涂脂抹粉的女同志好看多了。

”他眼神闪躲：“那时候年轻...”“那时候年轻，”我重复着他的话，

从衣柜深处翻出一个铁盒子，“那这个呢？”盒子里是一张泛黄的纸，

上面是他亲笔写的保证书：“我赵卫国保证，一辈子支持沈春兰同志的事业，

绝不让她为家庭牺牲工作。如有违背，天打雷劈。”那是八四年，我怀过一次孕，

厂里想调我去清闲的档案室，他连夜写的保证书，说宁愿不要孩子也要支持我搞技术。

后来我真的没要那个孩子，因为正值机床引进的关键期，我吃了药做了流产，

躺在床上三天没起来，他红着眼眶伺候我，说这辈子欠我的。“天打雷劈，

”我念着这四个字，“赵卫国，你不怕雷劈吗？”他站在那，像一尊泥塑。我合上箱子，

拎起来往外走。经过江琴身边时，她下意识地护住肚子。我停下来，看着她那个隆起的腹部，

轻声说：“江琴，你知道他为什么选你吗？”江琴警惕地看着我。“不是因为爱，”我说，

“是因为你傻，好控制。你以为逼我下岗就能坐上厂办主任的位置？你以为他真的会娶你？

他连我都敢背叛，你算什么？”“你闭嘴！”赵卫国吼道。我没有闭嘴，我继续说：“还有，

那台德国机床，操作手册是我翻译的，关键参数在我脑子里。赵卫国，你以为把我赶走，

厂子就能转？你做梦。”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进雨里。

身后传来江琴的哭声和赵卫国的咒骂声，但很快就被雨声吞没了。我站在厂门口的梧桐树下，

浑身湿透，却觉得从未有过的清醒。3、我在县城的招待所住了三天。第一天晚上，

我发起了高烧。招待所的被褥有股霉味，我裹着两床被子还是冷得发抖。

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回这八年的片段：赵卫国第一次给我送饭，

是装在铝制饭盒里的红烧肉，油花漂在菜汤上；我第一次独立修好那台德国机床，

他在车间门口放了一挂两千响的鞭炮，硝烟味呛得我直咳嗽；我们结婚那晚，他喝醉了，

抱着我说“春兰，我这辈子就认你一个女人”。那些画面像刀子一样割着我，但我哭不出来。

眼泪好像在下岗名单贴出来的那一刻就流干了，现在只剩下一种钝钝的疼，

像是伤口结痂时的痒。第二天一早，我去邮局打了个长途电话。

那是打给我在省城机械学校时的导师，周教授。电话他的声音很惊喜：“春兰？正好正好！

深圳有家港资企业在招技术总监，专门要懂德国机床的，我手头有个推荐名额，正愁没人选！

”我握着话筒，手在发抖：“周老师，我...我刚下岗。”“下岗？”周教授愣了一下，

大笑，“那是他们瞎了眼！春兰，你那手技术，别说在国内，在香港也吃香。这样，

你收拾收拾，下周过来面试，我保证他们开的价格是你现在工资的五倍！”五倍。

我现在的工资是每月一百二十八块，五倍就是六百四。赵卫国当厂长，

一个月也不过两百出头。挂掉电话，我站在邮局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八八年的县城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街角出现了第一批个体户，卖着电子表和蛤蟆镜。

一个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

留下一串呛人的尾气和响亮的音乐声那是邓丽君的《甜蜜蜜》，去年还被称为“靡靡之音”，

现在已经能在街上公开播放了。时代在变，只有我还停在原地。我回到招待所，

开始整理我的技术笔记。这些年我养成了习惯，每次维修、每次调试都记录在案，

厚厚五大本，全是手写的，有些关键部位还画了精细的示意图。这些是我真正的嫁妆，

比赵卫国的那些甜言蜜语值钱一万倍。第三天傍晚，赵卫国找到了招待所。

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睛里布满血丝，工装皱巴巴的，像是好几天没换。他站在门口，

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苹果。“春兰，”他声音沙哑，“跟我回去吧。

”我坐在床边，没动：“离婚报告我写好了，在桌上。你签字，我们去民政局。”“不，

”他走进来，把网兜放下，“我们不离婚。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江琴那边我已经处理好了，我给她钱，让她去打掉孩子，调她去分厂...”“晚了。

”我说。“不晚！”他突然激动起来，抓住我的手，“春兰，你想想我们这些年！八年啊，

你能说放下就放下？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我是真心悔改的！那个德国机床今天出故障了，

停了一整天，全厂停产，我这才明白你的重要性...”原来是为了机床。

我看着他焦急的脸，突然觉得很可笑。他不是来找我回去的，他是来找我的技术的。

“赵卫国，”我抽回手，“机床出什么故障？”他愣了一下：“就是...就是主轴不转了，

显示屏乱码...”“是编码器的问题，”我平静地说，“需要重新校准零点。

操作步骤在第三本笔记的第十五页，不过你拿不到那本笔记，在我这。

”赵卫国脸色变了：“春兰，你不能这样！厂子是国家的，你要有大局观...”“大局观，

”我打断他，“你跟我谈大局观？你让我下岗的时候怎么不谈大局观？”他哑口无言。

“赵卫国，”我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我下周去深圳。以后我们不要再见了。”“深圳？

”他瞪大眼睛，“你要去特区？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乱得很！

你一个单身女人...”“那也比你这干净。”我拎起箱子，“让开。”他不让，

反而挡在门口：“我不让！沈春兰，你是我的女人，我不同意你走！”“你的女人？

”我冷笑，“那江琴算什么？你的什么？”他语塞。我推开他，走出门去。

他在后面喊：“沈春兰！你会后悔的！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外面那些人就会骗你，

等你被人玩烂了，别回来找我！”我没回头。楼梯间很暗，我步走下去，

听见他在房间里砸东西的声音，还有玻璃杯破碎的脆响。那声音让我想起了我们结婚那天，

他也摔过一个杯子，是因为太高兴手滑了。那时的碎片是喜庆的红色，

现在的碎片是什么颜色，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4、深圳比我想象中还要热。八八年八月，

我一下火车就被一股潮湿的热浪裹住了。到处都是工地，塔吊林立，尘土飞扬，

空气中含着水泥、海水和某种蓬勃生长的气息。来接我的是周教授的学生，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叫陈志明，在港资企业“远东机械”做工程师。“沈工，

可算把您盼来了！”陈志明很热情，接过我的行李，

“我们那台德国机床跟您原来那台是同一个型号，但比您那台还先进一代，

德国刚出的新型号。老板说了，只要您能搞定，月薪一千块，配独立宿舍，年底还有分红！

”一千块。我算了算，相当于我在原厂八年的工资总和。“先别急着开价，”我说，

“让我看看机器。”远东机械厂在蛇口工业区，是一排崭新的厂房，墙皮白得刺眼。

走进车间，我看到了那台机床。确实比我原来那台新，控制系统也更复杂，但原理是相通的。

我绕着机器走了一圈，听了听运转的声音，心里就有了底。“小问题，”我对陈志明说，

“是液压系统的压力阀设置不当，导致传动不稳定。给我两天时间，我能调好。

”陈志明眼睛亮了：“真的？德国来的工程师调了半个月都没搞定！

”“他们按德国的标准参数设置，”我解释，“但深圳的湿度和气压跟西德不一样，

需要本地化调整。我在原厂那台机器上试过类似的改良，有数据支持。”这就是经验的价值。

那些日日夜夜和机器打交道积累下来的直觉，那些失败和成功教会我的细节，

是任何教科书上都学不到的。两天后，机床正常运转。港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香港人，

姓梁，穿着花衬衫，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当场拍板：“沈小姐，不对，沈工，你留下来！

我给你一千二一个月，做技术总监！”我答应了。不是为钱，是为了那个“总监”的头衔。

在原厂，我永远是“赵卫国的媳妇”，是“干部家属”；在这里，我是“沈工”，

是“沈总监”。这种尊严，多少钱都买不来。我在深圳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宿舍是单间，

带独立卫生间，这在八八年的内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奢侈。厂里还有食堂，

饭菜比原厂好得多，甚至还有海鲜。我很快就胖了五斤，脸色也红润起来。更重要的是，

我在这里遇到了方远航。那是进厂一个月后的事。一台进口设备的控制系统出了故障，

我加班到深夜，在办公室里啃英文说明书。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男人走进来，

手里提着两盒夜宵。“沈总监还没下班？”他把饭盒放在桌上，“我是方远航，

公司新来的副总，负责内地业务。”我抬头看他。他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戴着金丝眼镜，

斯文干净，不像工厂里的人，倒像个大学老师。“方总，”我点点头，“有事？

”“听说你是从内地钢铁厂过来的，”他拉过椅子坐下，“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关于国企改革的。”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方远航原来是省机械厅的干部，

三年前下海来了深圳。他说他在内地见过太多像我这样被“优化”掉的技术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