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华盛顿的寒冷地狱大年二十九，华盛顿特区，气温零下十二度。
我缩在第十四街和西北H街交界的屋檐下，背靠着已经停止营业的廉价披萨店卷帘门。
屁股底下垫着三层硬纸板，
腿上盖着一床从垃圾桶翻出来的羽绒被——被面上有大片可疑的污渍，但比起今晚的风，
那不算什么。国会山的圆顶就在六个街区外，灯光打得雪白，像一颗插在坟墓上的巨型墓碑。
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辆闪着警灯的SUV从主路驶过，
车灯扫过我们这些蜷缩在纸箱和帐篷里的人，像扫过一堆等待清理的垃圾。
我在这里待了三天。准确说，是又回来了。三十二年前，我在这条街上送过外卖。
那时候特区还没这么烂，流浪汉还有地方躲雨，爱泼斯坦还是个普通的有钱变态，
没人知道他的岛上埋着什么。那时候我爹还活着，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儿子，回来吧，
该你了。”我没回去。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被火化了。同村的二叔递给我一个铁皮盒子，
里面是一本手抄的《赊账录》、三枚康熙通宝、一把用油纸包着的剪刀。
二叔说：“你爹等了十二年，没等到你。他说你会在美国看到‘那个日子’，看到的时候，
就该懂了。”我问：“哪个日子？”二叔摇头：“他没说。就说你看到的时候自然知道。
”我把铁皮盒子埋在了他家后院的枣树下，回了美国，继续送外卖，后来送Uber，
后来送快递，后来什么都没得送了。直到去年，萝莉岛的文件第一次解封。
我在手机屏幕上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忽然就懂了。那个日子，不是某一天，是一种状态。
是当法律变成权贵的擦脚布，当婴儿被当成祭品，
当有人躺在街头冻死、而三个街区外有人在游艇上开香槟庆祝的时候——那个日子就到了。
我从加州一路搭便车，穿过了整个美国，在大年二十九这天，到了华盛顿。
这条街就是美国现在的缩影：左边是流浪汉帐篷城，右边是联邦司法大楼；前面是教堂，
后面是成人用品店；有人在这里发毒瘾发作的疯，有人在那里讨论民主自由的未来。
谁也不看谁。谁也不管谁。一阵风吹过来，
夹着尿骚味和烤肉香——烤肉香是从四个街区外的牛排馆飘来的。三百美元一位，
预定要提前两周。我在那里送过外卖，门童看我的眼神像看一条会站立的狗。我旁边三米外，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黑人女孩正在发抖。她裹着一条灰色的毯子，
毯子下面是超市购物袋改成的外套，脚上踩着一双破洞的运动鞋，没有袜子。
她的脚踝冻成了青紫色。她叫玛丽，十九岁，来自弗吉尼亚的乡下。去年被男朋友带到特区，
说给她找工作，结果工作是站街，男朋友是皮条客。她发现自己怀孕后跑了出来，
在街上混了四个月，肚子越来越大，接客也没人要了。她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锡纸，
上面还残留着一点褐色的残渣。芬太尼，街头叫“中国白”，虽然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她没吸，就攥着，好像那是她最后的念想。远处传来一声闷响，像是垃圾桶被掀翻了。
一个穿着旧军装的白人老头从巷子里钻出来，手里拎着两个黑色的垃圾袋。他叫汤姆，
打过伊拉克和阿富汗，得过铜星勋章，现在是这条街的易拉罐大王。他每天能捡三百个罐子，
卖十五美元，够买一瓶最便宜的威士忌和两个汉堡。他把垃圾袋拖到自己的帐篷边上，
开始分拣。手冻得不太听使唤，铝罐掉了三次才扔进蛇皮袋。“妈的。”他没骂天冷，
骂的是手。街角最好的位置蹲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黑人，大家都叫他“先知”。
他头上套着三顶棒球帽，身上裹着一件不知道从哪捡来的羽绒大衣，面前摆着一块硬纸板，
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哈佛博士，愿聊任何话题，五美元。”没人给过他五美元。
但他每天还是坐在那里，看着国会山的圆顶，自言自语。今天他念的是：“K型复苏，
K型复苏。上面的人坐火箭上天堂，我们坐电梯下地狱。电梯还他妈是坏的。”我闭上眼睛，
听着风的声音。风里有东西。有婴儿的哭声——从几个街区外的医院传来，
那是新生儿ICU的方向。有玻璃杯碰撞的声音——那是权贵们开始准备除夕晚宴了。
有链条拖动的声音——那是国土安全部的巡逻车又在清场。还有别的声音，
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是铁器碰撞的声音，是从我胸口传来的。我解开外套，
摸到贴身的衬衣里那几枚康熙通宝。它们烫得像刚从沸水里捞出来。快了。我在心里说。
快了。半夜两点，气温降到零下十五度。玛丽睡着了，或者说昏过去了。她的呼吸很浅，
胸口起伏的幅度越来越小。胎儿在她肚子里动了动，像是最后的挣扎。汤姆还在翻垃圾桶，
他找到半盒被人扔掉的中餐炒面，用手扒拉着往嘴里塞。“先知”没睡，他盯着国会山，
突然开口说：“他们今晚在开派对。”没人理他。他继续说：“爱泼斯坦那事又翻出来了。
新闻说还有一批文件要解密。他们怕了，所以今晚喝得更凶。”我睁开眼睛，看向他。
他正好也看向我。“你看什么？”他问。我没回答，重新闭上眼睛。天亮之前，
还有事情要做。第二章 烈酒与烟火凌晨四点，我站了起来。膝盖咔嚓响了一声，坐太久了。
我活动了一下肩膀，把手推车从阴影里拉出来。这辆车是我在加州捡的，
超市淘汰的旧购物车，三个轮子转，一个轮子卡。
车上堆着捡来的破烂：塑料布、破衣服、半袋发霉的面包、几本湿透的杂志。
没人会多看一眼。我把表面的破烂扒开，露出下面的东西。一层油纸。油纸下面，
是一个搪瓷盆。盆里整齐码放着一根根香烟——中华牌，红色包装，金色字体，一根都没拆。
是我从旧金山唐人街一家关门的杂货店仓库里找到的，老板欠了三年赌债跑路了，
货架上落满了灰。我没偷，在柜台放了十美元。香烟旁边，是一个玻璃瓶。没有任何标签，
里面装着淡黄色的液体。这是我爹传下来的配方，用高粱和小麦酿的，
埋在地下十二年才挖出来。二叔给我铁皮盒子的时候，顺手给了这一瓶。他说：“你爹说，
这东西能让人想起自己是人。”我拿起瓶子和搪瓷盆，走向玛丽。她还在发抖，
嘴唇已经发紫了。我蹲下来，拧开瓶盖，把瓶口凑到她嘴边。她眼皮动了动，没睁开。“喝。
”我说。她的嘴唇碰到了液体，本能地张开。酒液流进去，她呛了一下，然后猛吸一口，
像婴儿吸奶。第二口。第三口。她的眼睛睁开了。眼白浑浊，瞳孔涣散，
但里面第一次有了光——不是清醒，是生理上的回暖。酒精顺着食道流进胃里，
血液开始流动，四肢不再那么僵硬。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你……你是谁？”我没回答，
把瓶子留在她手里。然后拿起一根烟，塞进她冻僵的手指之间。火柴一划，
火苗在她面前跳动。“记住了。”我说，“这孩子会在春天出生。他会活下来，
但他永远不会认识他父亲。”她愣愣地看着我。“今天这口酒，这根烟，换你孩子一命。
”我站起来，“别问我为什么，你只要记住。”我走向汤姆。他刚把那半盒炒面吃完，
正在用袖子擦嘴。看到我走过来，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流浪汉的习惯，
靠近不是要烟就是要钱，或者是要命。我把搪瓷盆递到他面前。他低头看，愣住了。
盆里是烟。完整的，没抽过的，中华烟。“拿一根。”我说。他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太久没被人这样对待了。不是施舍，是“给”，是“你值得”。他慢慢伸出两根手指，
从盆里捏起一根烟，像领圣餐一样郑重。我又划了一根火柴。他深吸一口，
烟雾从鼻孔喷出来，眼圈红了。“这根烟烧完之前，”我说，“你会想起战友的脸。
”他的手指一颤，烟灰掉在军服上。“明天，会有人给你送来一件干净的大衣。”他看着我，
嘴唇翕动，想说什么。“记住。”我按住他的手，“这根烟，换你不再寻死。”我走向先知。
他已经站了起来，看着我。他的眼睛不像其他流浪汉那样空洞或疯狂，
里面还有东西——曾经的哈佛教授，曾经见过世面的人，
曾经以为知识和理性能改变世界的人。“你是中国人？”他问。我点头。“来旅游？
”他笑了，笑得很难听，“选错地方了，兄弟。这里比北京火车站差远了。
”我把搪瓷盆递过去。他看着盆里的烟，没动。“我不要施舍。”他说，“我只要五美元，
可以跟你聊任何话题。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我PhD论文写的是福柯，你知道福柯吗？
”“知道。”我说，“他死在艾滋病，巴黎，八十年代。”他愣了一下。“拿一根。
”我把盆往前递了递，“不是施舍，是赊账。”“赊账？”他眯起眼睛，“你什么意思？
”我没解释，只是看着他。他和我对视了五秒，然后移开目光，伸手拿了一根烟。
我为他把烟点着。他深吸一口，说：“中华？这他妈的是走私货吧？”“存了十二年了。
”我说。他再次愣住。“这根烟，换你一个名字。”我说。“什么名字？
”“你们这个街区的名字。”他看着我，烟雾在他脸上缭绕。“这他妈是个垃圾堆。”他说，
“没有名字。”“现在有了。”我转身往回走，“就叫刀把子街吧。”我回到屋檐下，
重新坐好，盖上被子。天快亮了。东边有光，不是太阳，是城市的灯光倒映在云层上。
我听着身后的街道，声音开始变了。有人在小声说话，有人在咳嗽，有人在笑。笑？
这条街多久没人笑过了？玛丽靠着墙，把那瓶酒抱在怀里，偶尔抿一小口，嘴角有弧度。
汤姆蹲在他的帐篷边，没再翻垃圾桶，而是看着手里的烟头发呆。先知坐在他的老位置上，
但没再盯着国会山，而是看着我们这条街。几个流浪汉凑到他身边，小声问他刚才怎么回事。
先知说了什么，他们一起看向我。我闭上眼睛。风里还是有哭声。但还有别的东西。烟火气。
第三章 血盆之中的钢刀清晨七点，国民警卫队的车来了。三辆装甲涂装的六轮卡车，
一辆推土机，后面跟着十几辆特区警车的黑色SUV。车顶上红色的警灯转着，没响警笛，
像一场默哀。这条街的人都知道规矩：清场日，不跑就挨揍，挨揍还得跑。
帐篷里的人开始往外爬，手忙脚乱卷铺盖，把能拿的东西往身上挂。有人刚动完手术，
伤口还在流脓，被人扶着往外挪。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没人推她，
她自己用手扒拉着地，一寸一寸往前蹭。“快点！快点！所有无遮蔽人员立即撤离！
”高音喇叭重复播放着，“这是合法清场！你们无权滞留！”没人听。他们只是逃。
推土机启动了，柴油机轰鸣，履带碾过结冰的马路，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第一排帐篷被铲刀推倒，塑料布撕裂的声音像有人在尖叫。一个黑人老头没跑及，
被推倒的帐篷压在底下，手脚乱蹬，喊着什么。“玛丽！”汤姆大喊。我转头看，
玛丽站在帐篷前面，一动不动。她的帐篷就在推土机正前方，再过二十秒就会变成一堆垃圾。
帐篷里有她全部的家当：一条捡来的婴儿毯，三件旧衣服，半袋别人给的尿不湿，
还有我昨晚给她的那瓶酒。她没跑，就站在那里，看着推土机。驾驶员按了一下喇叭，
她没动。驾驶员把头探出来，骂了一句：“你他妈聋了？”她还是没动。汤姆冲过去拉她，
被她甩开。推土机停了，后面的警察开始往前走。
两个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防暴头盔的年轻警察，手里拿着电击枪。“女士，请你立即离开！
”其中一个喊。玛丽回头看了他一眼。就是这一眼，让他停了一下。那不是恐惧的眼神，
也不是愤怒。是一种空，一种什么都没有。人到了某种边缘，眼里就没东西了。
另一个警察没停，举起电击枪。“砰！”两个电极射出去，插进玛丽的肩膀。
五万伏特的电流瞬间释放，她整个人僵住，然后像一袋水泥一样直挺挺往后倒。“操你妈的！
”汤姆扑过去，被另一个警察用电击枪放倒。他趴在地上抽搐，嘴里还在骂。“住手！
”先知从人群里冲出来，挡在警察和汤姆之间。他的棒球帽掉了，
露出花白的头发和一道长长的伤疤。警察没理他，绕过他继续往前走。先知回头看我。
他的眼神在问：你就这么看着？我没动。推土机又启动了，朝玛丽的帐篷开过去。
履带离她的东西只有三米、两米、一米——“等等。”我站起来。声音不大，但推土机停了。
驾驶员看着我，愣了一下。他不知道为什么停，只是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手就松开了油门。
我走向手推车，把上面的破烂掀开。油纸揭开，露出底下的东西。一排排钢刀。不是菜刀，
不是匕首，是正经八百的砍刀——刀身长四十厘米，宽八厘米，开过刃，能砍骨头。
每一把都用油纸包着，刀刃上涂着一层防锈的黄油。一共二十三把，我爹留下的，
说是在乱世赊给需要的人。我拿起最上面一把，走向汤姆。他还趴在地上抽搐，
嘴角流着白沫。我把刀柄塞进他手里，他本能地握住。刀柄冰凉，金属质感，
上面刻着两个字：鬼谷。他的手指收紧了。那种眼神，我见过。
上过战场的人都懂——不是愤怒，是血性。是被踩到泥里之后，突然发现自己还有牙齿。
“这刀，”我按住他握刀的手，“不是让你去砍那些穿制服的。”他看着我。
“是让你今晚守护这个街角。”“什么？”“你会拦住三辆试图闯进来的贩毒车。”我说，
“这刀，换你这条街三天的安宁。”他没说话，但他站起来了。当汤姆握着刀站起来的瞬间，
整条街都安静了。他就站在那儿，穿着破军服，头发花白，脸上有伤，手里一把刀，
刀刃在晨光里反光。像一个人。“下一个。”我说。先知第一个走过来。他看着我，
又看着盆里的刀，伸出手。“我懂了。”他说，声音很低，“我们不仅是活着，
我们得活得像个人。”他把刀握在手里，掂了掂分量，然后转身，站到汤姆身边。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走路一瘸一拐，腿上有枪伤。
他接过刀的时候手在抖，但握紧之后就不抖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白人妇女，脸上有疤，
眼神凶狠。她接过刀，别在腰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一个五十多岁的拉丁裔男人，
没了左臂，用右手握刀，站到人群里。玛丽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晃晃走到我面前。
她的肩膀还在抖，电流的余波没过去，但她伸出手。我给了她一把小一点的刀。
“女人不拿刀？”她问。“女人最该拿刀。”我说。她把刀别进腰带里，站到人群最前面。
二十三把刀，二十三双手。警察往后退了一步。不是怕这二十三个人。他们有枪，有电击枪，
有防暴盾牌，有催泪瓦斯。他们怕的是某种别的东西——是这些人眼里突然出现的某种光，
是站姿，是脊梁。推土机熄火了。一个警长模样的人走过来，看着我们，
看着那群握着刀的人，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对讲机：“……请求暂停清场，重复，
请求暂停清场。这里……情况有变。”他用了“变”这个字。不是“暴乱”，不是“袭击”，
是“变”。车队开始掉头。推土机倒回去，三辆卡车跟着警车，沿着来路开走了。
街上静了很久。然后有人开始笑。不是疯狂的笑，是那种劫后余生的、不敢相信的笑。
有人坐在地上哭，有人抱着身边的人，有人跪下来，不知道在感谢谁。
但握着刀的二十三个人没有笑，没有哭，没有跪。他们就站在那里，看着车队消失的方向，
手里的刀握着。先知走到我身边。“你到底是什么人？”他问。我看着远处国会山的圆顶，
没回答。“你给我们刀，你让我们站直了，”他说，“你不告诉我们你是谁？”我转过头，
看着他。“我是来收账的。”我说。“收什么账？”“人欠的账。”他皱起眉头。
“你们活成人的样子，就是还账。”我拍拍他的肩膀，“刀拿好，晚上还有事。
”第四章 萝莉岛的除夕狂欢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一座占地二十英亩的私人庄园。
晚上八点，除夕夜。庄园主楼大厅里，水晶吊灯亮着，墙上是莫奈的睡莲和毕加索的裸女，
壁炉里烧着真正的檀木——三千美元一根，从印度空运。落地窗外是波托马克河，
河对岸就是华盛顿特区的灯火，包括六个小时前那条差点被清场的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