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山的路是陈明亮带我走的。他说红山谷里有矿，早年间日本人来过，苏联人也来过，
后来都走了。我问是什么矿，他说不知道，反正不是金子。我们在县城汽车站碰头。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卷到肘部，露出两截晒成酱色的胳膊。
见面第一句话是：“带烟了吗？”我把整包烟递过去。他抽出一根叼在嘴上，
剩下的揣进自己兜里，没说谢。中巴车在盘山路上颠了两个小时，陈明亮一直在睡觉，
他靠着车窗，脑袋被颠得一下下撞在玻璃上，始终不醒。我看着他翕动的鼻孔和干裂的嘴唇，
想象这个人在山上独居的七年。终点站是一个叫枫树坪的村子。说是终点站，
其实只是路边一块稍微平整的土坪，停着两三辆三轮摩托。陈明亮醒了，揉揉眼睛，跳下车，
我跟在后面。他朝一个蹲在摩托旁抽烟的男人扬了扬下巴，那人站起来，
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老陈，回山啊？”“嗯。”“这人谁？”“我外甥。”我愣了一下，
没来得及否认。陈明亮已经跨上摩托后座，拍拍油箱，示意我上车。
三轮摩托在机耕道上蹦跳着往山里开，我抓着车架的铁杆，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
陈明亮在前头稳稳坐着，背对着我，蓝布工装被风吹得鼓起来。半小时后摩托停下，
司机收了陈明亮五十块钱，掉头走了。面前是一条上山的小路，杂草几乎把路面盖住。
“走吧。”陈明亮说。我跟着他往山里走。路越来越窄，林子越来越密，光线暗下来，
像是傍晚提前到了。空气里有股潮湿的泥土味，混着某种说不上来的腥气。陈明亮走得很快，
我喘着气追他，脚下不时被树根或石头绊一下。“还有多远？”“早着呢。
”又走了不知多久，林子突然变亮了。我抬起头，看见头顶的天空——不是天空，是山。
两侧的山壁陡立着向后退去，露出中间一道豁口，豁口里是血红血红的岩石，
在下午的阳光里像烧着的炭。“红山。”陈明亮说。我站在原地，仰着头，说不出话。
那些岩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红，不是砖红，不是赭红，是一种近乎内脏的颜色，
湿润、温热、仿佛还在搏动。山壁上寸草不生，一道道纵向的裂纹像是被什么东西抓出来的。
风从豁口里灌进来，呜呜地响。陈明亮已经走远了。我追上去，眼睛却还忍不住往两边看。
山谷越来越窄，两壁的红色越来越近，像是要把我们夹在中间。
脚下的路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碎石，踩上去沙沙响。“这石头，”我蹲下去捡起一块，
“能带走吗？”“随便你。”我把那块石头揣进口袋。石头硌着大腿，有点凉。
二陈明亮的窝棚搭在山谷尽头的一小片平地上，背靠岩壁，面对着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窝棚用木头和石片搭成，矮得需要低头才能进去。门口挂着几串干辣椒和一只死去的野鸡，
野鸡的羽毛还在风里轻轻抖动。“坐。”他指指门口一块平整的石头。我坐下来。
他钻进窝棚，过一会儿端出两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农业学大寨”的字样，
漆面剥落了大半。他递给我一缸，自己在另一块石头上坐下。水是温的，
有一股草木灰的味道。“你来干什么？”他问。我说了。我告诉他，我母亲去年冬天去世了，
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些旧信，信是一个叫陈明亮的人从红山谷寄出的，寄给我母亲。
信里说的事情我不太懂，但我母亲一直留着，压在枕头底下，信封都磨毛了。
我想找到这个人，替母亲问一句话。陈明亮听着，脸上没有表情。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看着远处山壁上那道最高的裂纹。“你母亲，
”他终于开口，“叫什么？”我说了母亲的名字。他摇摇头：“不认识。
”“可那些信——”“信是我写的。”他说，“但不是寄给你母亲的。”我愣住了。
他站起来，走进窝棚，再出来时手里攥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上锈迹斑斑，
他用指甲撬开盖子，从里头掏出一叠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抽出最上面的一封。
信封上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那不是我母亲。我把信翻过来，看见寄信人地址：红山谷。
寄信人姓名：陈明亮。“三十年前，”他说，“我每隔两个月下山寄一次信。寄给同一个人。
那些信从来没有回音。后来邮局的人告诉我，那个人早就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里。
但我还是寄，习惯了。一直到五年前，邮局说这个地址不存在了，信退回来。
我就把所有的信都收在这个盒子里。”我看着手里的信，又看看他。“你母亲，”他说，
“是邮局的。”我母亲在乡镇邮局工作了一辈子。“她帮我转寄过那些信。”他说，
“但后来地址失效了，信退回我这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处理的。你刚才说，她留着一些信，
压在枕头底下？”我点点头。他又沉默了很久。山谷里的光线变化很快，
红色的岩壁从亮红变成暗红，又变成紫红，最后融进夜色里。陈明亮的脸看不清了，
只有烟头的红点一明一灭。“她是个好人。”他说。三夜里我睡在窝棚里，陈明亮睡在外面。
他说习惯了，让我别管他。我躺在用木板搭成的铺上，闻着干草和烟草混合的气味，
听着溪水的声音，睡不着。我想起母亲最后的日子。她在医院躺了三个月，瘦成一把骨头，
每天盯着天花板，很少说话。我问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做的，想见的人。她摇头。
我问那些信是谁写的，为什么一直留着。她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
我以为是某个抛弃她的男人。我父亲在她三十岁那年就死了，死于矿难，我对他没有印象。
那些信如果是我父亲写的，应该更早。但信上的邮戳是二十年前的，
那时我父亲已经死了十年。我想不通。现在更想不通。半夜里我被一阵响声惊醒。是脚步声，
从窝棚外面传来，很重，很急。我坐起来，喊了一声：“陈明亮？”没人应。我钻出窝棚。
月光很亮，照得山谷里一片银白。红色的岩壁在月光下变成青灰色，像是另一种山。
陈明亮不在门口的石头上。我四处张望，看见远处有个人影，正在往山谷深处走。我追上去。
走了大约十分钟，人影停住了。我走近，认出是陈明亮。他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前，
岩石上刻着一些东西，月光下看不太清。“这是什么？”我问。他没有回答。我凑近去看，
发现那些刻痕很旧了，长满了青苔。但依稀能辨认出是字，还有数字。像是某种记录。
“以前这里有人。”陈明亮说，“很多很多人。”我等他往下说。“五八年，大炼钢铁。
说这山里有矿，能炼钢。来了一千多人，在山里扎营，敲石头，烧窑。干了三个月，
什么也没炼出来。人散了，窑还在。”他指指岩石下方，我这才看见那里有坍塌的痕迹，
长满了荒草。“后来六二年，又来了一批。说是地质队的，带着仪器，在山里钻来钻去。
待了半年，也走了。走之前在这块石头上刻了字，说这里的矿没有开采价值。
”我再看那些刻痕，果然是地质术语，还有经纬度。“再后来，”他说，“就是我自己了。
”他转身往回走。我跟在后面，脚下的碎石被他踩得哗哗响。“你来干什么？”我问他。
“不干什么。”他说，“就是待着。”四第二天早上，陈明亮给我煮了一锅野菜粥。粥很稀，
野菜很苦，但他喝得很香。我勉强喝了几口，放下碗。“那些信，”我说，“我能看看吗？
”他看我一眼，没说话，起身走进窝棚，把那个铁皮盒子拿出来放在我面前。我打开盒子。
信大概有五六十封，按照时间顺序摞着，最底下的信封已经发黄，最上面的还比较新。
我抽出最上面的一封，打开。“小禾，”信上写道，“今天山谷里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我站在门口看雪，想起你以前说想看真正的雪。这里雪不大，落地就化了，
但山壁上会结一层霜，太阳出来的时候亮晶晶的，很好看。如果你在，一定会高兴。
”我放下这封，打开另一封。“小禾，今天有一只野兔钻进窝棚，在我床底下待了一夜。
早上醒来发现它，它也不跑，就蹲在那里看着我。我分给它半块饼子，它吃完就走了。我想，
它大概是太孤单了。”又一封。“小禾，山下的邮递员换人了，换成一个年轻姑娘。
她问我为什么每个月都要寄信，收信人从不回信。我说，回不回是她的事，寄不寄是我的事。
姑娘笑了，说我是怪人。也许吧。”我把信一封封看下去。每一封都写得很短，
说的都是山里的日常：天气、动物、草木、石头。收信人叫小禾。
没有一封提到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没有一封倾诉思念或痛苦。但正是这些平淡的叙述，
让我觉得心里堵得慌。“小禾是谁？”我问他。他摇摇头，不肯说。我翻到最底下那封，
信封已经破了，能看见里头的信纸。我抽出来，展开。这封信很短，只有一句话。“小禾，
我今天知道你已经不在了。以后信还写，但不知道寄给谁了。”信上没有日期。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把信折好，放回信封。“这是最后一封。”陈明亮说。
“后来呢？”“后来还是写。写了存着。存了几年，不写了。”他把盒子从我面前拿回去，
盖上盖子，抱在怀里。“你母亲，”他说，“帮我转寄了十几年的信。那些信她一封也没扔，
一直留着。她应该知道小禾是谁，但她从来没告诉我。”我想起母亲临终前的样子。
她看着天花板，不说话。我不知道她那时在想什么。也许是父亲，也许是我，
也许是这个叫陈明亮的人，和他的那些信。五下午，陈明亮说要带我去看一样东西。
我们沿着山谷继续往里走。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需要手脚并用地攀爬。陈明亮走在前面，
不时停下来等我。他的步子很稳，踩在石头上像踩在平地上。走了大约两个小时，
山谷突然开阔起来。眼前出现一片洼地，洼地中央是一个水潭。水潭不大，但水极清，
能看见底部的石头。那些石头也是红色的，在水里像是浸着血。“这个潭，”陈明亮说，
“叫红潭。”我走到潭边，蹲下去用手撩水。水很凉，凉得刺骨。“这水能喝吗？”“能。
我就是喝这个水。”我捧起一捧喝了一口。水有一股甜味，还有一点铁锈的腥气。
我想到那些红色的岩石，觉得这水大概是从石头里渗出来的。陈明亮在潭边坐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