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刀子似的冷。我把最后一双筷子放进编织袋，拉链卡住了，
怎么都拉不上。手指头冻得发僵，使不上劲。“磨蹭什么呢？收拾完了没有？
”儿媳妇小周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又尖又细，跟电视里那些宫斗剧的娘娘似的。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没吭声。“问你话呢！聋了？”脚步声近了。
我赶紧又去拽那个拉链，指甲盖都翻了，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小周站在门口，倚着门框，
怀里抱着她那件新买的羊绒大衣。那大衣是驼色的，上个月刚买的，花了三千八。
她跟我说的时候，我没敢吭声，心想我儿子一个月累死累活才挣八千，房贷要还三千，
孩子补课费要两千五，剩下的钱，她买个衣裳就去了小一半。“收拾不完也得走，”她说，
涂着口红的嘴一张一合的，“建军他爸晚上就到家，你总不能让他睡客厅吧？”我低着头，
盯着那个拉链头。指甲盖边上渗出一小颗血珠子，圆滚滚的，我拿指腹抹掉了。
“我跟建军说了，让他爸睡这屋。你一个老婆子，睡哪儿不是睡？
实在不行去老家的破房子里凑合两天，等过年了再接你回来。”我没抬头。
我知道她一撒谎就眨眼睛，现在她一定在眨眼睛。“建军说的？”“那可不？他自己亲爹，
他能不同意？”我点点头。我没问她，那为什么建军从昨天到今天，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
拉链终于拉上了。我拎起编织袋，另一只手去拿那个用了二十年的帆布包。
包里装着我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几张老照片。其他的，什么也没拿。“妈，
”小周的声音突然软下来，跟刚才不一样了，“你也别怨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房子本来就小，六十平，住五口人，转个身都费劲。建军他爸回来，总不能让人家睡沙发吧？
”我转过身，看着她。她那双描了眼线的眼睛躲了一下，又看回来。“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可你也得为建军想想，他夹在中间多为难？”我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
就是脸上肌肉自己动的。“行，”我说，“我走。”我拎着东西往外走，经过她身边的时候，
她往后退了一步，好像我身上有什么脏东西似的。“妈，”她又喊了一声，
“那个……你手机带了吧？到了给建军打个电话。”我没回头。
防盗门在身后“嘭”的一声关上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我站在黑暗里，
站了很久。外头的风更大。我缩着脖子，拎着两个包，走在人行道上。天已经擦黑了，
路灯还没亮。路上人不多，都裹着厚衣裳，行色匆匆的。快过年了，超市门口挂着红灯笼，
放着恭喜发财的歌，吵吵嚷嚷的。我顺着路走，也不知道往哪儿走。公交站有个候车亭，
我走过去，把东西放地上，坐在那个冰凉的不锈钢椅子上。兜里手机响了。我掏出来看，
是建军发的一条微信：妈，到了说一声。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半天。标点符号都没有。
他连打个电话都不敢，只敢发条微信。我没回。把手机揣回兜里，手指头碰到了什么东西。
掏出来一看，是张纸条，皱巴巴的，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那是昨天菜市场遇见的老姐妹塞给我的。她说她表妹在郊区开了个养老院，新开的，便宜，
一个月一千二全包，让我去看看。我当时笑了笑，说好，收下了。我把纸条展开，
凑着路灯的光看那个地址。在城东，坐公交车要倒两趟，得两个多小时。算了。明天再说吧。
我靠在候车亭的柱子上，看着对面的超市。里面灯火通明的，人们推着购物车进进出出，
车里装着年货、糖果、新衣裳。一个小女孩骑在爸爸肩膀上，举着一串糖葫芦，笑得咯咯的。
我眨了眨眼睛，觉得眼眶有点酸。可能是风吹的。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大娘，
等车呢？这趟车末班是六点半，都过点了。”我扭头一看，是个穿制服的保安，拿着手电筒。
“我就坐一会儿。”我说。“坐一会儿行，可别睡着了，夜里冷，冻坏人。”“哎。
”他走了。我继续坐着。不知道坐了多久，腿都麻了。我站起来，跺了跺脚，拎起东西，
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是个老街，两边的梧桐树光秃秃的，
路灯昏黄。街边的店铺都关门了，只有一家包子铺还亮着灯，热气从门缝里钻出来。
我走过去，想买两个包子垫垫肚子。手往兜里一摸，空的。我愣在那儿，又摸了一遍。没有。
钱包呢？我把两个包放地上，蹲下来翻。翻了个底朝天，没有。钱包丢了。
里头有三百多块钱，还有身份证。我蹲在那儿，半天没起来。包子铺的老板探出头来：“哎，
你没事吧？”我摇摇头，扶着墙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路口，红灯亮了，
我停下来等。旁边站着个人，也在等红灯。我没在意，眼睛盯着对面的红绿灯。“秀英？
”我听见这两个字，没反应过来。“是……秀英吗？”我转过头。路灯下站着个男的，
戴着眼镜，头发花白了，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羽绒服。他看着我，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着，
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来是什么。我也看着他。觉得眼熟，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我……建国啊，李建国！”他说，声音都有点抖了，“你不记得了？七五年，
我在你们村插队，就住你家东屋！”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炸开了。李建国。
那个瘦高个儿、不爱说话、总爱在收工后躲到麦垛后面看书的知青。那个在我妈病重时，
偷偷塞给我五块钱的年轻人。那个……“秀英，”他往前走了一步，“你……你怎么在这儿？
这么晚了……”我低下头，看着地上的编织袋。那袋子在路灯下显得特别破，特别土，
边上都磨出毛了。“我……我遛弯。”我说。他不说话。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我身上穿着那件穿了六年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领子上的扣子掉了，
我用个别针别着。脚上是双棉鞋，鞋底都快磨平了。“你……这些年还好吗？”他问，
声音很轻。我没吭声。绿灯亮了。旁边的人流开始往前走。我站着没动。“我送你，”他说，
“你家住哪儿？”我没回答。我看着地上那个破编织袋，突然觉得特别累，
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累。“我没地方去。”我说。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我跟他说这个干什么？我跟他什么关系？三十年没见了，一见面就跟人家说这个，像什么话？
他没说话。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弯下腰，拎起我那个编织袋。“走，”他说，
“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我跟着他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着他走。可能是太冷了，
可能是太饿了，可能是那个编织袋实在太沉了。他带我走进那家包子铺，把袋子放门口，
让我坐下，去窗口买了两个肉包子、一碗馄饨。他把馄饨推到我面前，筷子掰开，
放在碗边上。“先吃，吃完再说。”我低着头吃馄饨。热汤进嘴，烫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没敢抬头，怕他看见。他坐在对面，没吃，就那么看着我。“你瘦了。”他说。我没吭声。
“老了，”他又说，“我也老了。”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是不一样了。三十年前，
他是个瘦弱的年轻人，脸上还有几分书生气。现在头发白了，脸上有皱纹了，
可眉眼还是那个眉眼，看人的时候，还是那种安安静静的样子。“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我住这边，”他说，“就前面那个小区，两步路。”我愣了一下。这边是老城区，
房子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楼，不像他这种人会住的地方。他看出我在想什么，
笑了笑：“我退休了，想找个安静地方住。这边是老房子，但院子大，有树，我喜欢。
”“退休了？”“嗯，在师大教了三十年书，去年退的。”我低下头，继续吃馄饨。
师范大学教授。住在这边，有院子，有树。“你呢？”他问，“你家……住哪儿？
”我没说话。馄饨在嘴里嚼着，没什么味道。“刚才你说没地方去，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不说话。他不问了。等我吃完馄饨，他把碗往旁边一推，说：“走吧。”“去哪儿？
”“我家不远，你先凑合一晚。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抬起头，看着他。
灯光照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东西在闪。“秀英，”他说，声音很低，“这些年，
我一直在找你。”我愣在那儿，半天没动。包子铺里热气腾腾的，外头的风还在刮。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的，跟打鼓似的。他的家真不远，走了七八分钟就到了。
是个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他住二楼，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客厅不大，
但布置得挺舒服。沙发是老式的，铺着个手工勾的沙发巾。茶几上摆着几本书，
老花镜搁在书上面。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宁静致远”，底下落款是他自己的名字。
“你写的？”我问。“年轻时候写的，现在不行了，手抖。”他给我倒了杯热水，
让我在沙发上坐着，自己进了卧室。过了一会儿，抱出来一床新被子，还有枕头。
“这屋有个小床，平时没人住，你将就一晚。”我坐在沙发上，端着那杯热水，
手心烫得发红。他进进出出的，铺床、开暖气、找拖鞋。我看着他的背影，
想起三十年前的事。一九七五年，我十九岁，他二十一。我们村来了六个知青，
三个男的三个女的，都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后来仓库漏雨，队长说让知青分散到老乡家住。
我家穷，只有两间土坯房，我妈又病着，没人愿意来。就他，说愿意住我家。
他在我家东屋住了两年。那两年，我妈的病越来越重，我爸死得早，弟弟还小，
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撑着。他收工回来，有时候帮我挑水，有时候帮我劈柴。
我妈生病的时候，他把自己攒的粮票拿出来，让我去公社换鸡蛋给我妈补身体。
我问他哪来的，他说他不饿，省下来的。后来，我妈还是走了。下葬那天，他站在人群后头，
一直站到天黑。人群散了，他还站在那儿。我走过去，他说，秀英，你以后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才二十一，弟弟才十三，家里穷得叮当响，欠了一屁股债。他说，
你别怕，有我呢。那时候，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再后来，知青开始返城。
他第一批就拿到了名额。走的那天，他来找我，说，秀英，你等我，
我回去安顿好了就来接你。我没说话，就点点头。他走了，我一直送到村口，
看着他背着那个旧书包，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我等了三年。他没来。三年后，
我嫁给了建军他爸。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比我大八岁，家里有三间瓦房，还有一头牛。
媒人说，人家条件不错，你一个姑娘家，拖个弟弟，就别挑了。我没挑。后来，
建军他爸死了。煤矿上出的事，赔了两万块钱。我用那两万块供弟弟上了中专，
又给建军娶了媳妇。再后来，弟弟在城里安了家，一年回来一次。建军结了婚，生了孩子，
我给他们带孩子，一带就是十年。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秀英？”我回过神来。
他站在我面前，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热牛奶。“喝了再睡，暖和。”我接过缸子，
低头喝了一口。牛奶是甜的，放了糖。他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看着我喝。屋子里很静，
暖气片咝咝地响。“这些年，”他开口了，“你过得怎么样？”我盯着缸子里白色的牛奶，
没说话。“我回去找过你，”他说，“七九年，我回去过。”我抬起头。“真的。
我回去的时候，你……你已经嫁人了。”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在村口站了一下午，没进去。后来碰到你们村一个放羊的老头，他说你嫁到隔壁乡去了，
过得还行。我就……走了。”牛奶在缸子里晃了一下，洒出来几滴，落在我手背上。
“你怎么不进去？”我问。他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以为你过得好，不想打扰你。
”我把缸子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玻璃上蒙着一层雾气，我拿手指抹开一小块，
看见外头的路灯，照着空荡荡的马路。“我过得不好。”我说。他没说话。
“我男人死了二十三年了，我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给他娶媳妇，给他带孩子。
现在孩子大了，用不着我了，儿媳妇把我赶出来了。”我听见他在我身后站起来，
走近了几步，又停住了。“今晚要不是遇见你，我可能就在候车亭坐一夜，
明天去养老院看看。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钱包丢了，身份证也没了。”我转过身，看着他。
他站在灯光下，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睛红红的。“秀英……”他喊我，声音哑了。“我没事，
”我说，“你别那样看着我。”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离得很近。
我能闻见他身上洗衣液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老人味儿，淡淡的，不讨厌。“你留下来，
”他说，“别去什么养老院。”我摇摇头。“我这儿就我一个人，”他说，
“我老伴走了五年了，儿子在国外，一年回来一趟。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还是摇头。
“秀英，”他叹了口气，“你听我说……”“我听说了，”我打断他，
“你帮我是因为你心好，可我不能住你这儿。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我一个农村老太太，
大字不识几个，住你一个教授家里，像什么话？”他愣住了。我绕过他，走到沙发那儿，
拿起我的包。“谢谢你今晚收留我，明天一早我就走。”“秀英！”我没回头，
进了那间小卧室，把门关上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躺在床上，听着外头的动静。
他也没睡，我听见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会儿，又坐下，然后又站起来走。
后来听见他开柜子门，翻东西，好像翻了好久。再后来，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天快亮的时候，
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做了个梦，梦见三十年前，他站在村口，背着那个旧书包，
冲我挥手。我想跑过去，可腿迈不开，怎么都迈不开。他就那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醒了，枕头湿了一块。天已经大亮了。我起来，把被子叠好，
开门出去。客厅里没人，厨房有动静。我走过去一看，他在灶台前头站着，系着个围裙，
锅里煮着粥。“起来了？”他回头看我，“洗漱吧，牙刷给你放卫生间了，新的。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他比我矮一点了，背有点驼，头发全白了。
可在那一瞬间，我又看见三十年前那个瘦高个儿，站在我家院子里，帮我劈柴。“建国。
”我说。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昨天你说，你一直在找我？”他点点头。“为什么？
”他没回答。关了火，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个日记本。旧的，封皮都磨破了，边角卷起来，泛黄的。“你看看，”他说，
“看完就知道了。”我接过那个日记本，翻开第一页。日期是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七日。
他的字迹，工工整整的。“今天是我到青石沟大队的第三天。住在一户老乡家里，姓王，
家里只有母女俩。母亲病着，女儿叫秀英，十九岁，瘦瘦小小的，不怎么说话，
但眼睛亮得很。她给我烧了一锅热水，让我洗脚。我不好意思，她也不吭声，
把盆放门口就走了。我看着那个盆，看了很久。”我又翻了一页。“九月十二日。
今天收工回来，看见秀英在院子里劈柴。斧头太大，她举不起来，劈了半天才劈了几根。
我过去接过来，帮她劈完。她站在旁边看着，也不说话。劈完了，她去灶房给我端了一碗水，
水是甜的，放了糖。我问她哪来的糖，她说她攒的。我说你别给我放糖了，留着给弟弟吃。
她低着头，嗯了一声。”再翻。“十月二十日。秀英妈病重了，我把我攒的粮票拿出来，
让她去换鸡蛋。她不收，说这是你的口粮。我说我不饿。她看着我，眼睛红了，没再说什么。
晚上她给我端来一碗鸡蛋羹，黄澄澄的，上头滴了一滴香油。我让她一起吃，她不吃，
就坐在门口看着我吃。外头月亮很大，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在笑。”我的手开始抖了。
一页一页翻下去，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
他写她给他纳的鞋底，写她给他补的衣裳，写她收工回来给他带的山里红，
写她站在灶台前做饭时，他偷偷看她的侧影。最后一页，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明天我就要走了。返城名额下来了，第一批就有我。秀英站在院子里，帮我收拾东西，
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我走过去，说，秀英，你等我，我回去安顿好了就来接你。她抬起头，
看着我，眼睛亮亮的，点点头。我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头揪着疼。我想抱抱她，没敢。
我走了，走到村口回头，她还站在那儿，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我冲她挥手，她也冲我挥手。
走了一路，我回头了三次，她都站在那儿。后来看不见了，我还是回头看了一眼。我知道，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她站在那棵树底下的样子。”我把日记本合上，抬起头看他。
他站在我面前，眼眶红红的。“我回去以后，每个月给你写信，写了好几封，都没回音。
我以为你不想理我，以为你变心了。后来我请了假，专门回去找你。到了你们村，
才知道你嫁人了。我问她们家在哪，没人告诉我。我在村口站了一下午，站到天黑，
还是走了。”“我没收到你的信。”我说。“我知道，”他说，“去年我才想明白。
你弟弟那时候还小，可能是他收了信，没给你。也可能是信丢了，
你们村那会儿信都送到大队部，人多手杂的。”我看着手里的日记本，翻开最后一页。
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他写的一段话：“今天听说秀英嫁人了。我站在河边站了一下午，
水都结冰了。我想，她过得好就行。她过得好，我就放心了。”“后来呢？”我问。“后来？
后来我就回城了，考大学，毕业留校，结婚生孩子，过日子。一晃三十年。”“那你老伴呢？
”“她是个好人，”他说，“跟我过了二十五年，生了儿子，把家操持得挺好。她走的时候，
我哭了好几天。我对不起她。”“为什么对不起她？”他看着我，没回答。过了半天，
他说：“因为我娶她的时候，心里头还装着别人。”我低下头，看着那个日记本。
封皮上有一块污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弄上去的，年头太久，都发黑了。“你留着这个本子？
”“留着。搬了好几次家，什么都没舍得扔。”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那眼睛里有很多东西，说不清是什么。“建国，”我说，“我们都不年轻了。”“我知道。
”“你有儿子，有孙子，有退休金，有房子。你过得好好的，干嘛要找我？”他没说话。
伸手拿过那个日记本，翻开，翻到某一页，递给我。那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他写的一段话。
“今天秀英给我纳了一双鞋底。她手巧，纳得密密实实的，比供销社卖的都好。
我让她教我怎么纳，她笑了，笑得可好看了。她说，这是女人干的活，你学这个干啥？我说，
我想学。她不信，还是教我了。她坐在门槛上，我蹲在她旁边，她纳一针，我看看，
她纳一针，我看看。她纳完一行，把鞋底递给我，让我试试。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她低着头，脸红了。我把鞋底贴在胸口，说，这辈子我都不会扔。她抬起头看我，
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我知道，我完了。”我把日记本还给他。“建国，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知道，”他说，“可我还是想找你。你信不信，我每年都会梦到你几次。
梦里你还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等着我回去接你。我走过去，想告诉你，我回来了，
可你总是不理我，转身就走。我追你，追不上。醒了以后，枕头都是湿的。”我没说话。
厨房里粥锅咕嘟咕嘟响着，冒着热气。窗外的天已经亮了，太阳照在对面的楼上，金黄一片。
“秀英，”他说，“留下来吧。不是别的，就当……就当是老朋友。你帮我做个饭，
收拾收拾屋子，我陪你聊聊天。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年？”我看着他的脸。
那张脸上有老年斑了，皱纹一道一道的，可眼睛还是那个眼睛，看人的时候安安静静的，
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我得想想。”我说。“行，你慢慢想。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那天以后，我没走。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累了吧。累了一辈子，实在不想再折腾了。
也可能是那个日记本，那些字，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那两年，他住在我家东屋，
每天晚上我在院子里洗衣服，他就在屋里看书，灯亮着，影子映在窗户上。有时候我抬头，
就看见那个影子，静静的，好像永远不会动。就这样，我在他家住下来。开头几天，
我心里不踏实，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住这儿不合适。他不让我干活，我就自己找活干。
扫地、擦桌子、做饭、洗衣服，能干的我都干。他拦着，说你别干这个，你歇着。
我说我不干活浑身难受。他就不拦了，站在旁边看着我干，有时候递个抹布，有时候倒杯水。
邻居们很快就知道了。这小区是老房子，住的都是些退休老头老太太，
没事就在楼下坐着聊天，谁家有点什么事都瞒不过去。有一天，我下楼倒垃圾，
碰见楼下的李大妈。她冲我笑，说，哎呀，你就是老李家的亲戚吧？我说是。她说，
老李这人好啊，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可算有个伴了。我说我不是他伴，我就是来帮忙的。
她笑了笑，没说什么，那个笑里头有点东西。回去以后，我跟他说了这事。他正在阳台浇花，
听了以后没回头，说，你别往心里去，这些人就爱瞎琢磨。我说，要不我还是走吧。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手里还拿着那个喷壶。“你走哪儿去？”我没说话。
“你身份证还没补办吧？钱也没有，你去哪儿？”我还是不说话。他放下喷壶，走过来，
站在我面前。“秀英，你就安心住着。管别人说什么呢？咱们清清白白的，怕什么？
”我抬头看他，说：“咱们是清清白白的吗？”他愣住了。“你心里那点事，我知道。
我心里那点事，你也知道。咱们能一直清清白白的吗？”他没回答。就那么看着我，
眼神复杂得很。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秀英，我这辈子欠你的。
我就是想……”“你不欠我的，”我打断他，“你谁也不欠。过去的事，怪不着你。
是我自己命不好。”“那不是命，”他说，“是我没用。我要是早点回去，要是找到你，
要是……”“要是没那些要是呢？”我说，“建国，别想了。咱们都老了，想那些有什么用？
”他叹了口气，走回阳台，继续浇花。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做饭，他吃饭；我扫地，他看书；我在厨房忙活，他在客厅看电视。
有时候他儿子打电话来，他接的时候会看我一眼，然后走到卧室里去说。
有时候我弟弟打电话来，问我最近在哪儿，我说在朋友家，过段时间回去。弟弟问，
什么朋友？我说你不认识。他说，姐，你别被人骗了。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有什么好骗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姐，你这些年受苦了，有空来我家住几天。我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