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的秋天，我姑父的耳朵里住进了一只蜘蛛。这件事是我们三兄妹闯的祸，
但我们谁也不敢说。那时候我十二岁，堂姐沈澜十五，堂弟沈泊九岁。
我们三个在沈家大宅东厢房的廊下长到这么大，见过姑父穿着挺括的军装从门房里出来，
见过他腰间那柄从不离身的配枪，见过他板着脸教训下人时整个院子鸦雀无声的样子。
姑父姓陈，单名一个钺字，是警备司令部的人，我父亲见他都要客客气气喊一声“陈长官”。
但他是我们的姑父，逢年过节会给我们发压岁钱的那种，所以我们怕他，却也不完全怕他。
那天下午的事，起因是那支枪。枪是沈澜先发现的。
她带着我和沈泊在姑父书房外头的夹道里玩捉迷藏，沈泊藏进了姑父书房窗下的冬青丛里，
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东西。黑沉沉的，沉甸甸的，在下午四点的日光下泛着冷光。
“是枪。”沈澜压低声音说，眼睛却亮起来。我们三个蹲在夹道尽头那棵老槐树底下，
轮流把那东西捧在手里。姑父书房的门窗都关着，他午后出门去了，说是去司令部开会，
要到晚饭时才回来。我爹和我娘去了外婆家，要住一晚才回。整个东厢安静得像一口深井，
只有槐树叶子簌簌地响。“能打响吗？”沈泊问。沈澜没答话，只是把枪翻来覆去地看。
她是我们三个里最大的，也最有主意。我娘常说她“鬼精鬼精的，长大了不得了”。
她找到枪身侧面一个小小的卡榫，拨弄了两下，那东西咔哒一声，弹出一截东西来。“弹夹。
”沈澜说，把那截铁片抽出来给我们看。里头压着黄澄澄的几颗子弹，在树影底下闪着光。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有子弹。”我说，声音有点干。沈澜把弹夹又塞回去，咔哒一声复位。
她站起来，把枪举起来，对着巷子另一头的方向，眯起一只眼睛。“别——”我话没说完，
她已经扣动了扳机。没有响。她又扣了一下，还是没有。“保险。”她嘀咕了一句，
把枪翻过来又捣鼓了一阵。再举起来的时候，我听见一声轻微的金属脆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解开了。“别——”我又说。这一次，扳机扣下去了。砰的一声，
又短又脆，在我耳朵里炸开。老槐树上的麻雀轰地飞起来，扑棱棱的翅膀声盖过了我的心跳。
巷子尽头那堵灰墙上，一块墙皮崩落下来，露出里头青黑色的砖。我们三个都愣住了。
枪在沈澜手里，还在冒着一缕细细的青烟。她的脸白了，沈泊的脸也白了。
我觉得自己的脸也是白的。“快走。”沈澜说。我们沿着夹道往回跑，
跑到一半又折回来——沈泊说枪不能扔在这里，万一姑父回来发现了怎么办。
沈澜把枪塞回冬青丛里，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回东厢后院，在沈澜房间的床底下蜷成一团，
大口大口地喘气。过了很久，也许是半个时辰，也许更久，我听见前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有人在大声喊什么，有脚步声杂乱地跑过，有女人的尖叫声。我娘不在家，我爹不在家，
我奶奶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听不清在说什么。沈澜把我和沈泊按在床底下，
自己爬出去。过了很久她回来，脸比刚才还白。“姑父出事了。”她说，“在巷子那头，
被人打了黑枪。耳朵在流血，被人抬回来了。”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是……是我们……”沈泊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沈澜打断他，声音压得很低，
低到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们没有，谁都没有。知道吗？”我看着她，点了点头。
沈泊也点了点头。那天晚上，我爹和我娘连夜从外婆家赶回来。我躺在床上，
听见隔壁正房里他们的声音，一高一低，说了很久很久。姑父被送到城里的洋医院去了，
奶奶跟着去了。第二天传回消息说，姑父没有性命危险，但耳朵伤得很重，
两只耳朵都被震坏了，恐怕听不见了。“打枪的人打在耳朵上？
”我娘的声音从门缝里钻进来，“哪有这么巧的事？”“巷子窄，子弹打在墙上崩了，
碎片进的耳朵。”我爹的声音低下去，“大夫说的。”我的被窝里全是冷汗。那天之后，
我再也没有进过那条夹道。老槐树底下的那块地方，我绕着走。冬青丛，我连看都不敢看。
二姑父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回来的时候是冬天了。他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出来，
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他的军装还是笔挺的，但他的眼睛不一样了。以前他的眼睛看人的时候，
像刀子，你不敢和他对视。现在他的眼睛还是看着你，但你总觉得他没有在看，
他在看别的地方，看一个你不在的地方。他听不见。奶奶教我们和他说话要大声，
要对着他的脸，让他看见你的嘴。他配了一个助听的玩意儿，一个方方正正的铁盒子，
塞在耳朵里，滋滋啦啦地响。但大多数时候他不戴，就那么沉默地坐着，像一尊雕像。
我爹说，姑父不能再当军官了。警备司令部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管管档案什么的，
不用出操，不用开会，不用听命令，也不用下命令。他在家里的时候越来越多，
坐在书房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开春的时候，姑父开始养蜘蛛。起初只是一只，很小的一只，
灰扑扑的，趴在书房的窗台上。沈泊先发现的，跑来告诉我们，声音里带着惊奇和害怕。
我们躲在廊柱后面偷看，看见姑父坐在窗边的藤椅里，那只小蜘蛛就在他手边，他低着头，
不知是在看它还是在想别的事情。后来蜘蛛多起来了。姑父在书房的角落里养它们，
用大大小小的玻璃罐子，罐底铺着湿湿的土，插着枯枝。他每天给它们喂活食，
苍蝇、蚊子、小飞虫，用镊子夹着送进罐子里。我们看着那些蜘蛛一点一点长大，蜕皮，
颜色变深，个头变大。最大的那一只，已经有一个小孩拳头那么大了，毛茸茸的，
趴在枯枝上一动不动，只有八只眼睛在暗处幽幽地闪着光。“姑父为什么养这个？
”沈泊问我。我不知道。沈澜也不知道。奶奶有一次在饭桌上提起，被我爹用眼神止住了。
后来我听我娘和我爹在屋里说悄悄话，我娘说：“他这是心里有事，找个寄托。
”我爹说：“什么寄托不行，非要养那个。”我娘说：“你懂什么，蜘蛛是安静的，不吵他。
”我忽然有点明白了。那年夏天，最大那只蜘蛛蜕了一次皮。蜕下来的皮是完整的，
灰白色的，趴在那里像一个空壳子，乍一看还以为是活的。我经过书房门口往里瞥了一眼，
吓得倒退三步，心砰砰直跳。姑父坐在窗边，似乎看见了，嘴角动了一下，不知是不是笑。
后来那只蜘蛛的罐子换成了更大的，再后来换成了一个小鱼缸。姑父在鱼缸里搭了一个小窝，
用树枝和干苔藓，那只蜘蛛就住在那里面，一天一天地长大，大到我不敢再看它。
有一回沈澜问我：“你说它要是再长大，怎么办？”我说：“不知道。
”她说：“总不能一直换缸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隐隐觉得，
那只蜘蛛不会一直待在缸里。三民国三十八年的春天，那只蜘蛛终于从缸里出来了。
不是它自己爬出来的。是姑父把它放出来的。那时候局势已经很乱了。
我爹和我娘整天关在屋里说话，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撤退、转移、共军、那边。
奶奶的信佛念经比以往更勤了，木鱼声从早响到晚。沈澜已经十八岁，家里在给她说亲，
说的人家都是要往南边去的。沈泊长高了一大截，但还是懵懵懂懂的，整天在院子里疯跑。
姑父的书房，我们已经很久没进去过了。但那一天，姑父把我们都叫了进去，
包括我爹、我娘、奶奶、沈澜、沈泊，还有我。那只蜘蛛趴在书房正中的八仙桌上。
它已经有海碗那么大了。浑身黑褐色的绒毛，八条腿上长着细细的刺，
八只眼睛像八颗黑珍珠，在日光下幽幽地亮着。它就那么静静地趴着，一动不动，
但你知道它活着，它的眼睛在看着你们。我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姑父站在桌边，看着我们，用他那种听不见之后特有的、慢吞吞的语调说：“它叫阿墨，
养了两年了。不会咬人的，只要不惹它。”没有人说话。姑父又说：“我要走了。
司令部要撤往南边，后天出发。阿墨不能带，养在你们这里。”我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奶奶说：“这么大的东西，怎么养？”姑父说：“它吃不多，半个月喂一次活食就行。
天冷了它会自己找地方冬眠，不用管它。蜕皮的时候别惊着它，蜕完了皮壳别动，
让它自己吃。”他说得平平常常，像是在交代养一只猫一条狗。我娘扯了扯我爹的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