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
川东山区的冻土硬得像铁，北风从山坳里挤过来，刮在脸上像刀子。七岁的刘万平缩在破棉袄里，脚上的草鞋已经露出了大脚趾，冻得发紫。
他趴在红苕地边的土坎上，眼睛死死盯着母亲常永富。
母亲跪在冻土上，双手像铁耙一样刨着。指甲劈了，渗出血，混着泥土变成黑红色。她刨得很急，很慌，每刨几下就抬头张望——生产队的保管员王麻子今天去公社开会，这是唯一的机会。
“娘，快点……”刘万平在心里喊，嘴唇冻得发僵，喊不出声。
三岁的弟弟刘万安在远处的草堆里，饿得哭不出声，只能发出小猫一样的呜咽。父亲刘老栓去年修水库砸断了腰，躺在土屋里编草鞋，一双草鞋换二两玉米，不够全家五口人塞牙缝。
母亲终于刨出了一串红苕。不大，三个，最大的不过拳头大小。她慌忙塞进怀里，用破棉袄掩住，起身要走。
“站住！”
一声暴喝从地头传来。
王麻子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手里提着扁担，眼睛瞪得像铜铃。他根本没去公社开会——这是个圈套。
母亲僵住了，怀里的红苕掉出一个，在冻土上滚了几圈。
“常永富！你好大的胆子！”王麻子冲过来，扁担在地上敲得砰砰响，“偷集体财产，罪加一等！”
“王队长，我……”母亲扑通跪下，“孩子饿，三天没吃东西了……就三个小红苕，我……”
“三个？”王麻子冷笑，用扁担头拨开母亲的棉袄，另外两个红苕滚出来，“人赃俱获！跟我去队部！”
刘万平从土坎后冲出来，抱住母亲的腿：“娘！”
王麻子低头看他一眼，眼神里有一丝复杂，但很快被愤怒取代：“小崽子，滚开！你娘这是犯罪！”
“王队长，求求你……”母亲磕头，额头撞在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就这一回，我再也不敢了……孩子还小……”
“国有国法，队有队规！”王麻子不为所动，“今天饶了你，明天全队都来偷，集体还要不要了？”
他举起扁担。
刘万平扑上去，想抱住扁担，但太矮了。扁担落下，结结实实打在母亲背上。
“砰！”
一声闷响。
母亲没叫，只是身体猛地一颤，然后软软地趴在地上。她怀里还紧紧捂着什么——是半块红苕，刚才掉出来的那个，她不知什么时候又捡回来了。
血，从她嘴角流出来，滴在冻土上，迅速凝结成暗红色的冰珠。
刘万平看见母亲的眼睛，那双总是温柔的眼睛，此刻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但他看懂了。
“给……弟弟……”
然后，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王麻子也愣住了。他没想到会这样。扁担掉在地上，他蹲下身，探了探母亲的鼻息。
“还……还有气。”他声音发颤，“快，抬回去！”
刘万平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把母亲抬回家的。他只记得，那半块沾着母亲血和泥土的红苕，他一直紧紧攥在手里，攥得那么紧，指甲嵌进了红苕里。
土屋里，父亲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看见母亲的样子，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呜咽。
“永富……永富啊……”
姐姐刘秀英，十三岁，已经像个大人了。她咬着嘴唇，没哭，打来热水，给母亲擦洗。水是红的。
半夜，母亲醒了。
油灯如豆，光影在土墙上跳动。母亲看着围在床边的家人，艰难地笑了笑。
“没事……我没事……”
她伸手，摸刘万平的头，手冰凉。
“万平……你是老大……要……要撑起这个家……”
刘万平点头，眼泪砸在地上。
母亲又看向父亲：“老栓……对不住……我没用……”
父亲握住她的手，两个人都没说话，但刘万平看见，父亲的手在抖。
母亲最后看向草堆里睡着的刘万安，三岁的孩子，饿得皮包骨头。
“那半块红苕……给万安……”
说完这句话，母亲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再也没睁开。
刘万平摊开手，手心里，那半块红苕已经被他的体温捂热了。红苕上，有母亲的血，有冻土，还有他指甲抠出的印子。
他走到弟弟身边，把红苕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弟弟嘴里，一半自己含着。
红苕是生的，硬的，带着土腥味和血腥味。
但他嚼得很用力，很慢，仿佛要把这味道刻进骨头里。
窗外，北风呼啸。
1960年的冬天，格外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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