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雨灵。这个名字是我妈起的。她生我的时候难产，没挺过来。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供我念书。我们住在县城边上的筒子楼里，两间房，我爸睡外间，我睡里间，
中间挂块布帘子。2003年我高考。那年我十九岁，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
分数下来的那天，我爸坐在门口抽烟，抽了一下午。我在里屋躺着，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
形状像一张地图。“没事，”晚上我爸说，“不念就不念了，我托你叔给你找个活干。
”我叔是我爸的亲弟弟，在县城开三轮车拉货。他来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给我带花生糖，
说我长大了，长得像我妈。我没多想。八月二十号那天，我叔说帮我找着了活，
在邻县一个饭馆里当服务员，包吃住。我爸让我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跟我叔走。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趴在小窗户上看月亮。筒子楼外面是一条巷子，巷子里有盏路灯，
灯泡坏了很久也没人修。我想着以后就能自己挣钱了，等攒够了钱，给我爸买个新电视。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一个蛇皮袋子，里头装着两身换洗衣服和一本《新华字典》，
跟我叔上了三轮车。三轮车开了三个多小时，越开越偏。从柏油路开到砂石路，
从砂石路开到土路，最后开到连路都快没有了。我问我叔还有多远，他说快了快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车停在一个山坳里。四周全是土山，黄土，光秃秃的，
长着些稀稀拉拉的野草。山坳里散落着几户人家，土坯房子，远远看去和黄土一个颜色。
我叔把我带进一户人家。院子里站着个男的，黑，瘦，看不出多大年纪，眼睛浑浊，
看人的时候直愣愣的。“就是这，”我叔说，“以后你就跟这大哥过。”我没听懂。
“我在这干活？”我问，“饭馆呢？”我叔不看我。那个男的上来拽我的胳膊，拽得生疼。
我这才看见院子里还站着几个人，女的，老的，都站在那儿看，像看戏。我明白了。
我往外跑。我叔一把抱住我的腰，把我往屋里拖。我踢他，咬他，喊我爸，喊救命。
没有人动。那几个看戏的人还是站着看，脸上的表情像这山里的黄土，什么都没有。
那个男的从我叔手里接过我，把我拽进屋里，扔到炕上。屋门从外面关上的时候，
天黑下来了。三那孔窑洞在山坡上，往里走十几步，土墙上凿了个小窗户，
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窗户上糊着报纸，报纸黄了，裂了口子，能看见外头的一小块天。
我在那孔窑洞里待了七年。头两年我不认命。我闹，我哭，我求他们放我走。
那个男的——我叫他老周——打我。用鞋底打，用烧火棍打，用拴牛的绳子勒我的脖子。
他娘站在门口看，有时候还骂几句，嫌我“不老实”。后来我不闹了。不是不想闹，
是闹不动了。我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结成团，身上没一处好肉。那年冬天冷，窑洞里没火，
我把炕上的破棉被裹在身上，缩在角落里，看着那一小块窗户。窗户纸上有个破洞，
风从破洞里灌进来，呜呜响。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了，
不知道我爸知不知道我叔把我卖了。有时候我盯着那个破洞想，我爸要是知道，
会不会来找我？会不会骑着那辆破自行车，顺着土路一路找过来？后来我怀孕了。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老周和他娘看我的眼神变了些，不再动不动就打。
有时候还给我端碗稠的。我躺在床上，看着肚子一点点鼓起来，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
2005年春天，我生了一个男孩。接生的是村里一个老太太，用剪刀剪的脐带，
剪刀上还有锈。我躺在炕上，流了很多血，头晕得厉害。他们把洗干净的孩子抱给我看，
说是带把儿的。我看了他一眼。红红的，皱皱的，眼睛还没睁开。
老周他娘笑得露出豁牙：“像他爸！”不像他爸。像我。那天夜里，孩子躺在我旁边，
睡着了。窑洞里黑，只有窗户纸上那个破洞透进来一点月光。我看着那一小片月光，
看着看着，忽然流下泪来。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哭。四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日子好过了一点。
老周和他娘不再把我当牲口一样锁着。窑洞的门白天不锁了，我可以抱着孩子到院子里坐坐。
院子里有棵枣树，秋天的时候落一地枣，没人捡，烂在土里。孩子一天天长大。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滨。没有原因。就是脑子里忽然冒出这个字。滨，水边。
我没见过水，我们那里只有黄土山，只有干涸的河床，只有旱裂的土地。但我喜欢这个字，
念出来的时候，舌头轻轻抵住上颚，像有水声。小滨会走的时候，我带他到枣树下玩。
他捡地上的枣，捡起来就往嘴里塞，我一把夺下来，拿衣服擦干净再给他。他看着我笑，
露几颗小米牙。“妈。”他叫我。我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妈。我低下头，
把他抱起来，抱得紧紧的。他扭来扭去，说妈妈太紧了，不舒服。那时候我开始觉得，
我可能不会再逃了。这念头吓了我一跳。我抱着小滨坐在枣树下，看太阳从山背后落下去，
天一点点黑下来。我想起我爸，想起筒子楼里那盏不亮的路灯，
想起我藏在枕头底下的《新华字典》。那些东西像隔着一层厚玻璃，看得见，摸不着。我想，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五但命这种东西，有时候会自己转弯。小滨四岁那年，我开始变了。
说不清是怎么变的。就是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坐在炕沿上，
看着窗户纸上那个破洞透进来的光，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十九岁那年，在县城新华书店里，
站着看完了一本书。书名叫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是讲一个女的，被卖到山里，
后来逃了出去。那天早上，我就坐在炕沿上，想那本书想了很久。想那个女的是怎么逃的，
想她逃出去以后去了哪里，想她后来过得怎么样。然后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老周他娘在喂鸡，看见我出来，眼神里有点意外。平时我都是抱着小滨才出来，
那天小滨还在炕上睡着，我一个人出来了。我站在枣树下，看远处的山。山还是那些山，
黄土，光秃秃的。但那天我看着那些山，忽然觉得它们不那么高了。从那以后，我开始变了。
话越来越少，但脑子越来越清醒。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发呆，我开始观察。
观察老周什么时候出门，观察他娘什么时候睡觉，观察村里人来往的规律。
我把这些记在心里，像记账一样，一笔一笔。我还开始练习走路。在窑洞里走，
从炕头走到门口，从门口走到炕头。数步子。炕头到门口是十三步，门口到炕头也是十三步。
我走来走去，走到腿酸，走到老周他娘问我是不是魔怔了。我说没有，活动活动筋骨。
她看了我两眼，没再问。小滨五岁那年，我开始教他认字。没有纸笔，就拿树枝在地上划。
先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周小滨。周字好写，方框里头一个土。小字也好写，一竖两点。
滨字难写，他写不好，急得哭。“不哭了，”我说，“慢慢学。”他抬起头看我，
眼睛红红的：“妈，你咋会认字？”我愣了一下。是啊，我咋会认字？我高中毕业，
没考上大学，但我念过书。那些字都在我脑子里，忘不掉。“妈以前念过书。”我说。
“念书是啥？”我想了想，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就是……”我拿树枝在地上又划了几个字，“就是学会这些。”他蹲在地上，
歪着脑袋看那几个字，看得很认真。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睫毛又长又密，像两把小扇子。
那天下午，我们娘儿俩蹲在枣树下，写了满满一地字。太阳落山的时候，
他指着地上的字念：“周小滨，沈……”“沈雨灵。”我说，“妈的名字。”他念了两遍，
抬起头问我：“妈，雨灵是啥意思？”“雨就是下雨的雨，”我说，“灵就是灵巧的灵。
”他点点头，好像听懂了。然后他用树枝在泥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下“雨灵”两个字，写完了，
抬起头冲我笑。我看着他那个笑，心里忽然疼了一下。六小滨六岁那年，老周他娘死了。
死得突然。头天晚上还在喂鸡，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老周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老娘埋了，
连棺材都没打。村里人来帮忙，挖土的时候有人念了几句，算是送行。那天夜里，
我躺在炕上睡不着。老周在旁边打鼾，小滨睡在我脚那头，蜷成小小一团。
我睁着眼睛看窗户纸上那个破洞，月光从破洞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小块白。
我想了很多事。想我十九岁那年，想那条越走越偏的土路，
想我叔把我推进这个院子的那只手。想老周他娘站在门口看我挨打的眼神，
想她后来给我端的那碗稠饭。想小滨第一次叫我妈的时候，想他蹲在枣树下写字的样子。
我想，如果我现在走，小滨怎么办？他才六岁。他还没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没学会数数。
他晚上睡觉要人搂着，不然就会醒。他怕黑，怕打雷，怕院子里的鸡。可是我又想，
如果我现在不走，我什么时候走？我已经二十六了。老周还壮实，还能再活几十年。
我要是再不走，我这辈子就真的埋在这个山坳里了，埋在这孔窑洞里，埋在这棵枣树底下。
我翻了个身，脸冲着墙。墙上有一道裂缝，从炕头一直裂到屋顶。
我不知道这道裂缝是什么时候有的，也许一直都有，只是我以前没注意。我伸出手，
用手指顺着裂缝摸过去，土簌簌地往下掉。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跑了。跑出土路，
跑到公路上，跑到县城。我跑进筒子楼，跑上三楼，推开那扇门。我爸坐在门口抽烟，
看见我，站起来，说：“回来了？”我说：“爸，我回来了。”然后我就醒了。
醒的时候脸上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天已经蒙蒙亮，窗户纸上那个破洞透进来灰白的光。
小滨不知道什么时候滚到我旁边来了，头枕着我的胳膊，睡得正香。我看着他的脸，
看了很久。然后我轻轻把胳膊抽出来，坐起身。七那年秋天，老周的弟弟家生了个闺女，
他弟媳坐月子，忙不过来，老周让他娘去帮忙。他娘死了之后，
老周就让他弟媳帮忙照看小滨。那是个精瘦的女人，三十来岁，能说会道。
她来院子里抱小滨的时候，小滨不愿意去，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妈，我不去。
”他把脸埋在我腿上，闷闷地说。我蹲下来，把他的脸捧起来。他看着我，眼睛红红的。
“去吧，”我说，“妈过两天去接你。”“真的？”“真的。”他看了我一会儿，松开手，
跟着他婶走了。走到院门口，他回过头来看我。太阳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眯起来，
冲我挥了挥手。我也冲他挥了挥手。那天天气很好。天蓝得不像话，没有一丝云。
枣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有几片落在地上，风一吹，沙沙响。我站在院子里，
看着小滨的背影消失在山路拐弯的地方。然后我转过身，回窑洞里，
把我那两身换洗衣服叠好，塞进蛇皮袋子。袋子还是当年那个袋子，蛇皮都磨白了，
但还能用。我把袋子藏在炕洞里，又出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老周去镇上卖羊了，
要晚上才回来。村里人这个点都在地里忙，没什么人。我走到枣树下，蹲下来看地上那些字。
小滨写的那些字还在。周小滨，沈雨灵，雨灵。雨水冲过，日头晒过，字迹已经模糊了，
但还能看出来。我伸出手，在地上那两个字上摸了摸。然后我站起来，进屋，
从炕洞里拿出蛇皮袋子，背在身上。我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孔窑洞，
看了一眼那棵枣树，看了一眼地上那些快要看不清的字。太阳正好，风和日丽。我转过身，
朝山外走去。八我走了三天。第一天走到镇上。我不敢坐车，怕被认出来，就沿着山路走，
走到天黑。夜里躲在路边的草垛里，听见野狗叫，一夜没敢合眼。
第二天搭了一辆拉煤的拖拉机。司机是个老头，看了我两眼，没多问。拖拉机颠了一路，
把我颠得骨头散架。但我顾不上疼，只是看着路两边的山一点点变矮，变少，最后变成平原。
第三天我到了县城。我已经不认得这个县城了。十五年前我在这里念书，
这里的每一条街我都走过。可现在，街上全是我不认识的楼，不认识的店，不认识的人。
我站在汽车站门口，不知道往哪儿走。后来我想起一个名字。我高中同学，坐我后桌，
叫李梅。她家住在县城东关，她爸开了一个小卖部。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
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县城。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找到东关，找到那家小卖部。
门脸比以前大了，货架上的东西也比以前多了。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的，烫着卷发，
正在嗑瓜子。我站在门口，看了她半天。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嗑瓜子。
然后她猛地又抬起头，盯着我，眼睛瞪得老大。“沈雨灵？”我点点头。
她手里的瓜子掉在地上。九李梅收留了我。她没问我这些年去哪儿了，
没问我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她只是把我领回家，烧了一锅热水，让我洗澡。我洗完出来，
她给我拿来一身干净衣服，又给我煮了一碗面。我吃面的时候，她坐在旁边看着我，
眼圈红了。“你这十几年，”她说，“去哪儿了？”我没说话，低着头吃面。面很香，
有鸡蛋，有葱花，我吃了两口，眼泪掉进碗里。她没再问。那天晚上，她让我睡她家。
我躺在她家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的，没有裂缝，没有水渍。我盯着那块白，
盯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李梅帮我联系上了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同学。
那同学说她们厂里招人，让我过去。李梅帮我买了火车票，又塞给我三百块钱。“到了那边，
”她说，“好好活着。”我点点头。临上车的时候，她拉住我的手。“雨灵，”她说，
“那个人……你跑出来，孩子呢？”我愣了一下。这是几天来第一次有人问我孩子。
我看着站台上的人来人往，没有说话。李梅没再问。她松开手，冲我挥了挥：“走吧，
到了给信儿。”我上了车。火车开动的时候，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站台越来越远，
县城越来越远，平原越来越远。我看着窗外那些飞驰而过的田野、村庄、河流，
忽然想起小滨六岁那年，蹲在枣树下，用树枝在地上写字的样子。他写“雨灵”，
写完抬起头冲我笑。我把脸埋在胳膊里，哭了。十我到了南方。那座城市叫什么不重要。
总之是一座工业城市，到处是工厂，到处是流水线，到处是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
我在电子厂落了脚，当流水线工人，插件、焊锡、装配，一天站十二个小时，
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宿舍里吵，永远有人说话，
永远有人嗑瓜子，永远有人在熄灯之后打电话。我睡在上铺，面冲墙，墙是白的，没有裂缝，
没有破洞。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就盯着那面白墙看。看久了，眼睛发花，好像能看到东西。
看到枣树，看到窑洞，看到窗户纸上那个破洞。看到小滨。他趴在炕沿上，脸冲着我，
说：“妈，你咋不睡？”我闭上眼睛。那一年的工资我全攒着，一分钱不乱花。
别人下了班去逛街、去唱歌、去谈恋爱，我不去。我窝在宿舍里看书，看从地摊上买的旧书，
什么书都看。有时候看到半夜，看到眼睛疼，就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看外面的楼。
这座城市的楼很高，夜里亮着灯，密密麻麻的。我看着那些灯，
心想这每一盏灯底下都住着人，都有各自的故事。我的故事也在这其中一盏灯底下，
只是没人知道。一年后我当上了组长。三年后我当上了线长。五年后我当上了车间主任。
我念的书不多，但我肯学。厂里但凡有培训，我都去。电脑不会用，就学。报表不会做，
就学。管理不会，就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在学，别人睡觉的时候我还在学。2008年，
我爸找到了我。他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李梅的电话，李梅又把电话给了我。
电话里他的声音苍老了很多，说话的时候直喘气。“雨灵，”他说，“回来吧。”我没说话。
“我对不住你，”他说，“我不该让你叔带你走。”我还是没说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叔死了。前年，喝酒喝的。”我挂了电话。
那天夜里我坐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坐了一夜。这座城市的夜里没有星星，
只有远处工厂的灯火，明明灭灭。我看着那些灯火，想了很多事。想我十九岁那年，
想我叔那张笑眯眯的脸，想他把我推进那个院子的时候，头也不回的样子。他死了。
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什么都没有。不恨，也不痛快。就是什么都没有。
像那个山坳里冬天的土，光秃秃的，长不出东西。后来我和我爸又通了两次电话。
他说他老了，腿脚不好，走不动路了。他说筒子楼要拆了，他得搬家。他说他想见我一面。
2010年秋天，我回了一趟老家。我爸住在县城边上的廉租房里，一间房，
比以前的筒子楼还小。他坐在床沿上，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看人的时候眼睛浑浊，
像蒙了一层雾。“回来了。”他说。“嗯。”他拍拍床沿，让我坐下。我坐下了，
他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半天。“像你妈。”他说。我没说话。那天下午他跟我说了很多话。
说他这些年怎么过的，说他怎么找我，说他怎么跟我叔翻了脸。说着说着他哭了，
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耸一耸的。“我对不住你，”他说，“我对不住你。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哭得通红的脸，心里还是什么都没有。不是不原谅，
是没有力气去原谅了。那些年的事，像一堵墙，横在我们中间。我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我，
但我们谁都翻不过去。我在老家待了三天，给他买了台新电视，交了半年的水电费。
临走那天他送我到楼下，站在门口，一直看着我走远。我没回头。十一2015年，
我当上了厂里的生产经理。那年我三十一岁。手底下管着两千多号人，管着三个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