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二十分，老碱厂子弟小学放暑假的第二十三天。，汗衫后背洇湿了一大片，黏糊糊地贴在脊梁骨上。他手里攥着根树杈子，在地上划拉出一道深沟，沟里头歪歪扭扭躺着几只蚂蚁，正拼命往外爬。“你瞅啥呢？”，脑袋探得比狗还快。。他在等。，年头久了，墙皮子一抠就掉渣。墙那边是厂里的水塔，三十多米高，灰秃秃的戳在天上，像个驼背的巨人。厂里人都说那水塔是六零年建的，苏联专家画的图纸，后来专家跑了，水塔留下来，一直用到去年，新水厂建成，这才废弃。，但没拆。，水塔顶上能看见整个县城，能看见铁路，能看见河，还能看见——他咽了口唾沫，没往下想。
“你到底瞅啥呢？”二胖又问了遍，这回声音压低了，神神叨叨的，“你是不是想上去？”
孙建国没答话，但二胖知道他猜对了。
他俩都是厂子弟，爹妈一个车间的。这个暑假，厂里的小孩们私下传着一句话：谁敢上水塔，谁就是老大。
水塔的爬梯是铁的，六层楼高，锈得不成样子。前年有个喝多的工人爬上去过，下来后腿软了三天。去年又有个技校的学生爬，爬到一半往下瞅，当场吓哭，抱着爬梯嚎了半个钟头才被人弄下来。
没人死过。
但也没人上去过。
孙建国今年十二，正是觉得自已啥都敢的年纪。他攥着树杈子，看那几只蚂蚁终于爬出深沟，散进干裂的土里。
“走。”他把树杈子一扔，站起来。
二胖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被同龄人的那股子犟劲儿盖过去。他跟在后头，踩着一地的碎砖头和杂草，往水塔那边蹭。
围墙有个豁口，是孩子们扒出来的，正好能钻过人。孙建国侧身挤进去，脚下是厂区的硬地，太阳晒得发白，晃眼睛。
水塔就在五十米外。
近了看，这东西更吓人。塔身是水泥的，灰扑扑的，从上到下裂着细缝，缝里长出一撮撮枯黄的草。爬梯是角铁的，从底座一直通到塔顶，铁锈往下淌，淌出一道道暗红色的印子，像干涸的血。
孙建国站在塔底下，仰着脖子往上看。太阳刺得他眯起眼，只能看见铁梯一格一格往上缩，最后缩成一个点，扎进天里头。
“要不……”二胖在后头开口，“咱回吧。”
孙建国没理他。
他把手搭在第一格铁梯上。铁烫手，日头晒的。他攥紧了，往上蹬。
铁梯在他脚下吱呀响，锈渣子往下掉，落在肩膀上、头发里。他没低头，眼睛只盯着上一格，一格一格地数。
二胖在底下喊他，喊了两声，声音就远了。
爬到第三层的时候，风大了。
孙建国停下来，胳膊搂着爬梯，往四周看。老碱厂的车间、烟囱、铁路、家属楼，全都缩成小方块，摆在他脚底下。远处是县城，灰蒙蒙的一片，看不清人，看不清车，只看得见几条路，像刀划开的口子。
他心口跳得厉害，不知道是怕，还是别的什么。
接着他继续往上爬。
爬到第五层的时候，他看见了。
水塔顶上有座小小的平台，围着半人高的铁栏杆。他手扒着最后一格，把脑袋探上去——
那东西就在平台上。
趴着。
一团黑糊糊的东西，蜷在栏杆根儿底下，晒得发胀，发出一股臭味。
孙建国没动。
他没喊也没跑，就那么扒在铁梯上，脑袋探过平台，眼睛瞪着那团东西，瞪了很久很久。
久到风把那股臭味吹进他鼻子里，吹进他嗓子眼里，让他想起来，这味儿他闻过。去年夏天，厂里死过一只野狗，扔在垃圾堆里没人管，晒了三天，就是这个味儿。
但那不是野狗。
那是个人。
孙建国后来不记得自已是怎么下来的。二胖说他从铁梯上滑下来，膝盖磕破了，血顺着小腿往下淌，他都不知道疼。他只知道跑到厂门口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个人。
那人穿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拎着个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正往厂里走。孙建国撞上去，差点把那人撞个趔趄。
“哎——”那人一把扶住他，低头看他，“小孩，跑啥呢？”
孙建国仰起脸。太阳在他背后，那人脸背着光，看不太清，只看得见一副眼镜片，反着白晃晃的光。
“水塔……”孙建国嗓子里像塞着东西，“水塔上……有人。”
那人顿了一下。
“啥人？”
“死……死人。”
那人蹲下来，平视着他，声音压低了，沉沉的：“你看见了？”
孙建国点头。
那人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站起来。他拍了拍孙建国的肩膀，往厂区里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他。
“回家去。”那人说，“别跟别人说。”
然后他转身，往水塔的方向走，白衬衫在太阳底下晃了晃，就没进那片灰扑扑的厂房里。
孙建国站在原地，膝盖上的血已经凝住了，结成一串暗红的痂。他不知道那人是谁，但他记住了那张脸——瘦，白，眼镜片后头有一双很黑的眼睛，看人的时候不眨眼，像能看穿人心里头藏着的那点怕。
很多年后，孙建国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才把那天的脸对上号。
那人叫冯渡，县公安局的。
那会儿还没人叫他冯警官，叫他老冯。
冯渡走到水塔底下的时候，太阳已经往西偏了。
他仰头往上看，铁梯锈得不成样子，格子缝里卡着几片枯叶，风一吹，哗啦响。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没急着爬。
他是来老碱厂找人的。一桩盗卖厂里铜线的案子，线人说那个姓葛的临时工今儿下午在厂里。结果人没找着，先碰上这么个小孩。
“死人。”他嘴里念叨了一遍这两个字，往地上啐了口唾沫，然后攥紧爬梯，往上蹬。
他爬得不快。每上一格，都先用脚踩实了，听那铁架子吱呀响两声，再挪下一步。锈渣子哗啦啦往下掉，落在底下的杂草里，悄没声息。
爬到第四层的时候，风把那股味儿送过来了。
冯渡的鼻子动了动。他干了八年刑警，闻过太多回这种味儿——人死了，晒几天，就是这个味儿。不是腐烂的烂，是另外一种烂，比烂更沉，更黏，往人嗓子眼里钻，怎么也吐不出来。
他加快了速度。
第五层，铁梯到头了。他手撑着平台边缘，翻上去，站在那圈半人高的铁栏杆里头。
那东西就在他脚边。
是个女人。
仰面躺着，脸冲着天，眼睛没闭上，但里头已经没东西了，只剩下两个黑洞。身上的衣服——冯渡蹲下来，仔细看——是件碎花裙子，白的底，蓝的花，料子不差，但已经脏得不成样子，皱皱巴巴的裹在身上。裙子下摆撩到大腿根，两条腿光着，没穿鞋，脚底板是干净的，没泥。
冯渡没动那具尸体。他蹲在那儿，从口袋里掏出盒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然后才慢慢转着脑袋，把平台上的东西一样一样看过去。
平台不大，十来平米。栏杆生着锈，有几处断开了，缺口往外敞着。地面是水泥的，裂了缝，缝里长着几根枯草。尸体趴在裂缝旁边，两只胳膊往外伸，一只手攥着拳头，另一只手摊开，手指头弯着，像要抓住什么。
冯渡盯着那只摊开的手，看了几秒钟。
手指甲里嵌着泥，但指甲盖是干净的，修剪得齐整，还涂着红色的指甲油。那红色已经斑驳了，一块一块的，像干涸的血点子。
他把烟叼在嘴里，站起来，往平台边缘走。栏杆断了的那几处，他蹲下看，铁锈是新蹭掉的，露出底下亮锃锉的铁色。
他往底下瞅了一眼。三十多米，底下是硬地，碎砖头，杂草。
冯渡把烟掐灭，烟头塞进自已裤兜里。
然后他转过身，又蹲回尸体旁边，这回他仔细看那张脸。
肿了，胀了，皮肤发青发紫，眼窝凹进去，嘴唇翻着，露出里头发黑的牙床。但轮廓还在——圆脸盘，下巴有点尖，颧骨不高不低，眉毛弯弯的，眉心有颗小痣。
冯渡盯着那颗痣，盯了很久。
他没说话，只是站起来，脱下自已的白衬衫，盖在那张脸上。
然后他翻过平台边缘，顺着铁梯往下爬。
下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住了，挂在那儿，仰头看着天。太阳已经落到厂房的房顶后头，光变成橘红色，铺了一地。
“操。”他轻轻骂了一句。
三十分钟后，县局的吉普车开进老碱厂。
法医老顾是最后一个从水塔上下来的。他爬那铁梯的时候，腿肚子直打颤，每下一格都有人在下头接应他。等他踩到地面上，脸比死人还白，汗把衬衫溻透了，贴在身上，显出一把干瘦的骨头。
“咋样？”冯渡递过去一根烟。
老顾接过来，没往嘴里塞，只是攥着，站在那儿喘了几口气，才开口。
“女的。二十岁上下。死了至少三天，天热，坏得快，具体时间得回去看了才知道。”他顿了顿，“脖子上有勒痕，手指印，应该是掐死的。”
冯渡点点头，没吭声。
“还有，”老顾看他一眼，“下头有伤。被人糟蹋过。”
冯渡的眉毛动了一下。
“就这些。”老顾把烟塞进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狠狠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来，在傍晚的空气里散成灰白色的一团，“别的，回去再说。”
冯渡站在那儿，仰头往上看。水塔戳在天上，像个巨大的黑影，把最后那点天光也遮住了。
“通知家属了吗？”有人在他身后问。
冯渡没回头，他知道是所长老周。
“没。”他说，“不知道是谁。”
老周走到他旁边，也仰着脖子往上看。他年纪比冯渡大一轮，头发花白了，肚子挺着，腰带勒在肚脐眼下头，走几步路就喘。
“这他娘的，”老周骂了一句，“咋整上去的？”
冯渡没接话。他也在想这个问题。
一个女人，二十岁上下，被人掐死，糟蹋了，然后弄到三十多米高的水塔顶上。一个人背不上去，得两个人抬，得用绳子吊，得有人在下头递，有人在上头接。这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事儿。
而且，干这事儿的人，得对这地方熟。
“厂里的人？”老周转过头看他。
“不一定。”冯渡说。他想的是那个小孩——那小孩爬上去了，爬得上去就爬得下来。这水塔废弃了，没人管，但肯定不止这一个小孩爬过。谁爬过，谁没爬过，谁知道。
“先查人。”老周说，“失踪的，女的，二十岁上下。县城就这么大，没几个人，挨家挨户问。”
冯渡点点头。
老周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他：“你今儿咋在这儿？”
冯渡顿了一下，想起那个姓葛的临时工。盗卖铜线的事儿，他来盯过两回，人没逮着，线人倒是接上头了。今儿线人说姓葛的在厂里，他过来堵人，结果撞上那小孩。
“小事。”他说，“回头再说。”
老周看了他一眼，没多问，往吉普车那边走了。
冯渡站在原地，手指头摸进裤兜，掏出半盒烟。烟盒被汗浸软了，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点上，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吐出来。
天黑了。
厂区的灯亮起来，几盏，稀稀拉拉的，照出一小片一小片发白的空地。水塔完全融进夜色里，看不见了，只看得见一团更黑的影子，压在天边。
冯渡往厂门口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转过身，又往水塔那边看了一眼。
什么都看不见。
但他总觉得，那上头有双眼睛，正在盯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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